通往未來的過去——馬華話劇的史料搶救與當代詮釋/於善祿

最初聽聞馬來西亞的馬華戲劇研究學者沈國明發起“搶救百年馬華話劇史料運動”，是在2018年10月底赴吉隆坡參與“回返與重啟——馬來西亞中文戲劇論壇：1990年代迄今”的場合上，當時心想這應該是一個很巨大的文化歷史保育工程，不知要動用多少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但是對沈國明及他的工作團隊而言，“搶救”先於一切，這是他對馬華話劇史料的敏感度與危機意識，因為有許多史料的搶救是要跟時間賽跑的，尤其是還健在的戲劇前輩的口述歷史，以及由於種種原因可能散失的物質史料（如場刊、劇本、信札、海報、劇照、影音等），都可能一不留神就錯失掉了。我完全可以理解沈國明對於搶救馬華話劇史料的熱忱與決心。

隔年（2019）底，沈國明帶領心向太陽劇坊及一眾工作團隊，籌辦了“馬來西亞華文話劇誕辰100週年——戲劇國際學術研討會”，邀得亞洲各地諸多戲劇學者專家、前輩後進，齊聚於舊巴生路珍苑國際酒店，密集發表、研討與分享，大部分的論文及發言都是聚焦在馬華話劇的歷史發展，另外有幾篇觸及非遺保護、儀式信仰、電影生產、戲曲傳播、審美觀念等文章。

而去年（2020）一整年，沈國明則是在辦完研討會後，就來到臺灣做研究交流，持續在臺灣蒐集臺馬戲劇交流的相關史料，遍訪相關的戲劇學者，不時地發表研究所得，這段期間我一直能夠感受到他的研究能量。他對於任何一絲一毫可能的線索，絕不放棄，始終相信史料存於民間，對於幾乎湮滅不在的人事物，他就是有辦法使其浮出歷史地表，這點令人不得不加以佩服。然而，比較讓我好奇的是，在當前的馬華話劇界，有多少像沈國明這樣的史料搜尋與研究者？史料研究與交流的情況如何？相關的研究資源充裕、暢通與否？

可惜我前年因為事忙而無法親臨他所籌辦的研討會，失去了一個可以和諸方學者先進、戲劇同好當面交流的機會；很感謝沈國明特地邀我寫這篇文章，並提供了該研討會的相關資料（也就是這本論文集的電子檔）給我閱讀、學習，讓我雖然不在現場，卻也能夠感受會場討論與交流的熱絡，諸多前輩的無私分享與動人回憶，中青壯輩從更多角度回望歷史並予以當代的省思。研討會議期間，會場還設有“馬來西亞華文話劇百年史料展”（讓我聯想到2007年在香港的第六屆華文戲劇節“華文戲劇一百年學術研討會”，以及2010年在新加坡的“戲聚現場：新加坡華語劇展”研討會，在研討會的舉辦之外，同時都佈置了史料回顧展），期待這些史料未來有機會繼續公開呈現給大眾，不管是透過編輯印刷、陸續出版，或者是轉成數位檔案，存成雲端資料庫，架設專屬網站，供大眾閱覽，使得這些珍貴的史料，可以獲得更大的運用功能，並作為進一步研究馬華話劇歷史的重要基礎。

馬華話劇與中國話劇的血脈相連

有了史料作為研究馬華話劇歷史的基礎，當然馬上就會牽涉到看待史料與詮釋史料的課題，而詮釋則會涉及理論、方法與視角的涵養。我認為史料的蒐集、檔案庫的建構、詮釋、研究與產出，要並行並重，尤其是馬華話劇在地史觀的建構與彰顯，強調其文化主體性與獨特性的同時，又要兼顧文化的駁雜與交融。

從南洋華僑到馬來華人的身分認同轉移，多少也連帶地影響馬華劇人如何看待馬華話劇的文化位置。在這本論文集中，有諸多文章都涉及“1919年情結”，也就是方修式地將馬華話劇的起點與五四運動做強烈的連結，這樣的連結，自有其歷史事實，也有數十年來受方修影響的深刻痕跡，當然那也代表了早期馬華話劇前輩受中國早期話劇的深重影響，有其複雜而深厚的文化歷史情結。另外則有幾篇文章提及1907年就有文明戲班在吉隆坡演出《徐錫麟》，不免令人將其與1907年春柳社在東京演出《黑奴籲天錄》、《茶花女》做連結，試圖將馬華話劇的活動史往前拉到與“中國話劇誕生”同年，增加馬華話劇歷史的縱深，不僅演出劇目以晚清革命志士為題，也更彰顯馬華話劇與中國話劇的血脈相連。除了1907年與1919年之外，另外還有抗日救亡（用的是較新的中國抗日史觀，1931-1945）與文革崇左（1966-1976），雖然這四種連結，其時代背景、文史條件、政治景況不盡相同，這裡頭甚至還有與戲劇運動相關的左右派政治路線之爭、戲劇抗爭、政治逮捕行動，以血以淚以命寫史，但大抵都是透過戲劇作為情感連結的媒介，深化馬華對中華祖國（不盡然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臍帶。

在這條“馬華—中華”的連結臍帶之外，令人好奇的是，馬來西亞位處中南半島與婆羅洲之間，陸地與海洋之間，在歷史上，曾有馬來文化、中華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英殖文化，甚至鄰近的越南、泰國、印尼等錯綜複雜的東南亞文化，究竟有無或如何影響到馬華話劇？影響的情態如何？這方面的描述似乎有在論文集中的一、兩篇文章提及，不過多半著墨在戲劇語言的文化混雜表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