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从内政看民主和专制的实用性

看待两种体制的对立，应有“内政”与“外延”的角度，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先谈两者的内政。虽然民主和专制的理论是对立的，但笔者想从经验和实用性比较。例如中国“专制”带来快速而有效的经济发展，也有效率的解决诸如控制疫情等的重大问题。

美国的民主体制是多元民主的概念，包含各种利益团体互动的政治过程，利益团体无须参政，却可以通过政治渠道影响决策或国会议案，社会各方都享有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

从实用上说，以控制疫情为例，中国政府随时随地的进行封城，代表措施畅行，而美国当时由于封城措施违反民主自由的利益，造成联邦政府艰难抉择，导致疫情有机会攻破医疗体系。

而今，针对疫情后的振兴，两国其实都有瞄向富人税收。习近平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即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型向“共同富裕”，当西方学人认为是专制国家强行的劫富济贫时，美国总统拜登也提出围绕社会基层送福利的政策，例如“美国家庭计划”和“美国就业计划”将会向社区提供免费教育及改善公共交通系统。为了实现计划，拜登也会向富人和企业课税以填补政府支出，政策的深层是透过税收政策来调整长期放任的社会贫富差距。

美国如今的经济处境，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相似，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也来自民主党，拜登的振兴方案虽不能与罗斯福的新政并驾齐驱，但都朝向扩大政府的作为，也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机制下，“小政府”需要被提升。

上述说明两国政府做着同一件事的效率和困境，简单而言，中国的体制让政府可以绕过国会、利益团体、民意调查的阻碍，而美国总统为要通过有关计划的财政法案，就连说服党内分歧也耗费不少时间，致使拜登的支持率在美国所有总统中倒数第三，不仅如此，民调会影响选民对政府的信心，民主党意外的输掉佛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莫不与拜登政府有联动关系。

此外，中国与美国为表现大国气魄，应承为拯救气候立表率，但同样有国内企业困境。然而，中国在国内电力不足的问题下，依然强力执行零排碳的目标，并且无所畏忌的惩处违规的企业，虽然震慑了投资者，但政府自信为投资环境打造的良好硬体设施，投资者不会却步。美国也试图赶上投资环境的竞争力，“美国就业计划”就有一箩筐的提升基建计划。然而，美国的政党和利益团体，怕是不会跟总统同心同德，必要时会从财政支出上挟制，以避免总统独揽计划大权。确实是，民主制度可以避免少数人垄断权力部门，衍生腐败的管理制度。

中国的制度更多依靠高标准的道德审查，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工作领域，人们养成审察他人道德品格的习惯。中国政府可以借鉴民主国家非常依靠的民意调查，将社会深层的反应告诉执政者以适时调整政策。当然，也考验着中国独特结构形成的群体，即有庞大的农民工，如果开放完全民主，便有可能瓦解党国一体。

美国和中国的体制，对新兴国家有重要的范本价值，对世界提供秩序也起互补作用，因此，笔者以为不应有所谓的对抗的目标，而应以中立让两种体制的存在得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