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從內政看民主和專制的實用性

看待兩種體制的對立，應有“內政”與“外延”的角度，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先談兩者的內政。雖然民主和專制的理論是對立的，但筆者想從經驗和實用性比較。例如中國“專制”帶來快速而有效的經濟發展，也有效率的解決諸如控制疫情等的重大問題。

美國的民主體制是多元民主的概念，包含各種利益團體互動的政治過程，利益團體無須參政，卻可以通過政治渠道影響決策或國會議案，社會各方都享有參與公共領域的機會。

從實用上說，以控制疫情為例，中國政府隨時隨地的進行封城，代表措施暢行，而美國當時由於封城措施違反民主自由的利益，造成聯邦政府艱難抉擇，導致疫情有機會攻破醫療體系。

而今，針對疫情後的振興，兩國其實都有瞄向富人稅收。習近平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型向“共同富裕”，當西方學人認為是專制國家強行的劫富濟貧時，美國總統拜登也提出圍繞社會基層送福利的政策，例如“美國家庭計劃”和“美國就業計劃”將會向社區提供免費教育及改善公共交通系統。為了實現計劃，拜登也會向富人和企業課稅以填補政府支出，政策的深層是透過稅收政策來調整長期放任的社會貧富差距。

美國如今的經濟處境，與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也相似，當時的羅斯福總統也來自民主黨，拜登的振興方案雖不能與羅斯福的新政並駕齊驅，但都朝向擴大政府的作為，也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機制下，“小政府”需要被提升。

上述說明兩國政府做著同一件事的效率和困境，簡單而言，中國的體制讓政府可以繞過國會、利益團體、民意調查的阻礙，而美國總統為要通過有關計劃的財政法案，就連說服黨內分歧也耗費不少時間，致使拜登的支持率在美國所有總統中倒數第三，不僅如此，民調會影響選民對政府的信心，民主黨意外的輸掉佛吉尼亞州的州長選舉，莫不與拜登政府有聯動關係。

此外，中國與美國為表現大國氣魄，應承為拯救氣候立表率，但同樣有國內企業困境。然而，中國在國內電力不足的問題下，依然強力執行零排碳的目標，並且無所畏忌的懲處違規的企業，雖然震懾了投資者，但政府自信為投資環境打造的良好硬體設施，投資者不會卻步。美國也試圖趕上投資環境的競爭力，“美國就業計劃”就有一籮筐的提升基建計劃。然而，美國的政黨和利益團體，怕是不會跟總統同心同德，必要時會從財政支出上挾制，以避免總統獨攬計劃大權。確實是，民主制度可以避免少數人壟斷權力部門，衍生腐敗的管理制度。

中國的制度更多依靠高標準的道德審查，從政府部門到社會工作領域，人們養成審察他人道德品格的習慣。中國政府可以借鑑民主國家非常依靠的民意調查，將社會深層的反應告訴執政者以適時調整政策。當然，也考驗著中國獨特結構形成的群體，即有龐大的農民工，如果開放完全民主，便有可能瓦解黨國一體。

美國和中國的體制，對新興國家有重要的範本價值，對世界提供秩序也起互補作用，因此，筆者以為不應有所謂的對抗的目標，而應以中立讓兩種體制的存在得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