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牡丹亭
因为疫情，无可奈何地宅了将近两年，许多旅行爱好者难免不郁闷。尤其是梁某人，常说些旅行趣事或发现世界的人生体会，以此缓解无趣的日常。说着说着总会说到西湖，说到西泠印社，说到文人墨客，却都是些前人铺陈的故事，但他就是爱说西湖。
是啊，西湖，那也是我过去最喜欢的地方，所以记忆中的西湖是有时间跨度的。第一次到西湖是1991年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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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游西湖，前提是牡丹亭。没办法，吃文字长大的，关于西湖，满脑子都是诗词和读过的书。
从古至今，到过西湖的文人不胜枚举，并为它留下大量诗词。光是苏轼的那句“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概括了西湖四季之美。
之所以知道西湖有座牡丹亭，是许多年前读到过一篇文章，作者自称老杭州，说西湖花港观鱼公园有两个景点最有名，一是红鱼池，另一是牡丹亭。牡丹园建园于1950年，占地15亩。园里遍植名贵牡丹，多达数百株。而牡丹亭的修建，说是衬托园里诧紫嫣红的各种名贵牡丹，还特别提到，牡丹亭3个字是茅盾所题写的。
吃文字长大的人，来到西湖，岂能不造访牡丹亭？当然了，如此用心，都是因为汤显祖和冯梦龙之故。即使不被他们的文字所挟持，也是被渗透了。虽说汤显祖写《牡丹亭》传奇剧在先，后才有冯梦龙改编的《风流梦》。说到冯梦龙，他不仅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光是他的《三言》，里面就有一百多篇小说。被文字喂养大的我，当然是比较喜欢冯梦龙多一点。再后来又有了《游园》、《惊梦》，或干脆合在一起以《游园惊梦》命名的种种改编。时至今日，最为人所熟悉的应该是粤剧《牡丹亭惊梦》和白先勇一手策划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吧。
还记得游罢西湖，是在苏堤上岸的，然后在那大公园里走了许久，终于来一座八角亭子前，导游说：“这就是牡丹亭。八角重檐攒尖顶结构。”听了不由有点失望，不是因为亭子，而是因为牡丹——怎么牡丹园里没有牡丹？导游说早就凋谢了，牡丹是4月开花的，而且花期很短。然后介绍牡丹亭，简略说了几个园林建筑的要点。现在回想起来，我只记得“攒尖顶”的巧妙，在于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望向亭顶，都只能看到一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到西湖，一门心思放在牡丹亭和牡丹花上。牡丹亭是看了，但牡丹花却不见踪影。当时心里想，以后去西湖就懂得了，西湖的风景，是随着季节而更换的——那时我们马来西亚人到中国大陆旅游，几乎都是参加旅行团拉大队的。哪像现在，下了飞机，一个人便四处乱走。
有次去西湖，也不记得是第几次了，走到牡丹园，望向最高处，赫然发现牡丹亭不见了！赶紧走前去探个究竟，我看到几个工人在拆卸亭子。噢不，亭子已被拆掉了，只留下一个圆形的石盘在地上，那是亭子的底座。而那些被拆卸下来的梁木、亭柱、木板等都整齐地摆放在一旁，唯独不见了那八角形的“重檐攒尖顶”。忙问为什么要拆掉亭子？那漂亮的亭顶呢？工人师傅说都大半个世纪了，经不起风吹雨打啊，再加上白蚁侵蚀，已修无可修了。至于亭顶，已经转移他处，妥善保存。新亭子会照原来的样子重建，材料也会尽量用回原来的。他指了指地上说：这些可不是垃圾喔，新亭子还会用得上的。我随着师傅所指看过去，意外地看到一根朱红画栋上的楹联:“晓露轻盈泛紫艳”，倒是没看到下联的“朝阳照耀生红光”，也许是被压在底下了。
之后每每看到有关西湖的文章或画册什么的，总会想起重建牡丹亭的事——不知牡丹亭的新貌是怎样的？可是，每次到杭州总是步履匆匆，且没有一次是去对了季节。我就对自己说，那就留待以后才去看吧。相信总有一天会在牡丹盛开的时候来到西湖，到时一定得自我测试一下，看看是否辨认得出哪根柱子是新的，哪根是旧的。于此我想，疫情过后，该去西湖看牡丹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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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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