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如果能夠在這時期提升學生在逆境中的應對能力,激發他們自我追求學問的動力和終身學習的本能,不外為教育樹人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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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冠疫來襲之際,我國國民中學(國中)的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衝擊。疫情蔓延至今,教育部發布了三次的停課管制令,國中得采取遠距離教學或網絡授課。
因為處於叛逆期的國中生對遠距離學習不積極地參與,使到國中教育面對比大專或小學階段更大的衝擊。疫情期間,許多國中面對學生的網課出席率欠理想。筆者統計先進州城市地區的國中網課出席率,發現大部分的國中(住宿國中例外)出席率僅六成左右,可想而知位於通訊設備較差的郊區國中必須面對更低的出席率。
造成國中生網課缺席率的高因素很多,除了小部分學生因家境貧窮沒有足夠設備參與網課學習,教育部在第一階段開始停課時沒有給予學校明確的網課指令,使校方和學生面對適應的難題。而教師在開始階段未能掌握網課教學的技術也影響學生參與的興致。
隨後,教育部的指令卻與學校實際需求有落差,如限定學生每天上網課的時間造成學習的質和量大受影響。此外,朝夕令改的指令也令大家難於適從,如第一階段復課時,校方必須把學生分配去多間課室上課,造成學校面對教師不足的問題;而第三階段復課時,教育部提出學生分組輪流到校上課的指令,結果前來上實體課的國中生不足二成,課室出現有將無兵的尷尬場面,而居家學習的學生則如放假似的,造成他們更散漫了。
教育部指示校方只能對缺席網課或實體課的學生給與勸告和輔導,使校方不能改善缺課問題,而教育局不允許沒有注射疫苗的老師上實體課更加劇了國中教師嚴重短缺的問題。
為了確保疫情下學生學習不受太大影響,許多國中第一時間提供校內“在職培訓”協助老師掌管網課授課技術,校方也通過家教協會和社會團體協助家貧學生擁有上網課的設備。
至於眾多後進班學生不參與網課,校方除了通過電話、短訊、臉書等媒介告知家長有關網課的實行,也成立班級社交群組加強學校和家長的聯繫;然而,對高中生來說,這些努力效果不彰顯。他們缺課主要是因為無法跟上課程,對學習失去興趣,疫情只是加快了他們的“失聯”。
為了克服學生因長時期上網課而失去動力,校方辦網上評估來推動和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促使學生積極地參與遠距離學習,效果還蠻理想。
當然,教育部也採取了許多步驟來改善有關遠距離學習。例如,教育部為老師提供了許多網課教學培訓,通過“谷歌教室”教育網站提供了許多能協助老師網課和學生自習的資料,並設立教育電視臺讓學生自學。
根據觀察,除了小部分國中生因缺乏軟硬體設備的支持而缺課,學生本身消極的態度往往造成網課教學無法像實體課般有效率的主因。中學生缺乏持久專注力,難以在缺乏監督下專注上網課或自學,加上中學生家長鮮少參與孩子的學習過程,所以缺席網課已為眾校常態,更有不少學生只是“掛了”學生帳號卻不知所終了。
許多國中在復課時也面對學生繼續缺課,長時期的疫情造成眾多國中生學習態度散漫,部分後進生更選擇自我放棄求學生涯。校方除了淳淳善誘,也別無它計,疫情期訓導處成無用武之處,輔導處也只能多聯絡學生家長罷了。
其實對眾多中學生來說,疫情使他們不能上課外活動是最大的損失。中學生少了群體生活和活動,就無法體驗團體合作精神的重要,也少了學習如何領導學校社團的機會,錯過了建立領導能力及組織群體活動的磨練時期。或許值得欣慰的是,許多學生領導在疫情之下會動腦筋思考如何在新常態下衍生出一些網上的替代活動,學會逆境中尋求突破。
總言之,冠病疫情的確帶來了學習危機,造成許多國中學生無法有效的學習,尤其是那些學習態度欠佳、家境貧困或家長缺乏關注的學生受到最大的衝擊。校方如果能夠在這時期提升學生在逆境中的應對能力,激發他們自我追求學問的動力和終身學習的本能,不外為教育樹人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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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德胜虽受教育不多,却独具“商业慧眼”和超人胆识,他选择了今天政府命名怡保新街场“姚德胜街”一带为起点,一动手就建了300单位商业店铺,全部售罄,奠下怡保市繁荣的基石。
姚德胜(1859—1921),别号俊修,又名克明,一位出身于中国广东省穷乡僻壤的所谓“半猪仔”致富的马来亚矿家,是史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今日华人仅知怡保旧街场一隅的旅游景点——姚德胜为其多位妻妾修建于一条狭小的水泥马车路小巷,两旁是相邻的店铺,让小老婆们居住其中并收租以自力更生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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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江湖好汉”名号
动工建筑当天,工地竟然出现几个来历不明的马来族人,摆开阵势挑战并阻拦姚德胜动工。姚德胜二话不说,让随从人员站到一旁,独自一人,严正向马来挑战者宣告,我是这块土地合法的开发者,少一寸土地我不收,多一寸我不要,谁敢阻挡,格杀勿论。说罢迅速出手,制服了马来头人,跪在地上求饶。确是名不虚传的“江湖好汉”也。姚德胜在育才百年创校史上被形象的赋予“江湖好汉”名号,与另两位创办人“清廷命官”胡子春、“革命党人”郑螺生并列。姚德胜除了开辟者之外,还是最早南来华裔成功击退马来种族主义者的华人先驱,其辉煌业绩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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