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光量.疫情下牺牲的民主

根据人权衡量倡议组织（HRMI）在今年7月的报告指出，我国的人权状况正每况愈下，政府更是利用2019冠病疫情来压制自由。其中，政府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疫区内措施）条例》中，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任何规定阶段以任何方式参加或参与任何游行，卫生总监也有权力针对游行发布任何指示和约束。

2019年杪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生活模式，同时也重创了全球经济。为了防疫治理和重振经济，各国政府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民主与自由的措施。根据《经济学人》在今年2月发布的“2020全球民主指数”中指出，2020年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达到了几十年来最为糟糕的程度，部分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冠病疫情瘫痪民主及其机构，另一厢部分集权国家则以前者行为嘲讽疫情暴露了民主模式的缺陷和失败。

无论东方或西方国家，不少国家领袖发现了破坏民主法治的良机，以防疫为借口，趁机扩大行政权，限缩或瘫痪立法机构。比如，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授权总理巨大的权力，只要紧急状态持续期间就不能举行选举；高雄市议会以防疫为由，无限期延长议会的停会，不举行市政总质询。

我国的防疫措施从去年3月开始，回看我国政府破坏民主的做法也不遑多让。前首相慕尤丁上任不久即以防疫措施为由，多次拒绝召开国会、展延或缩短上下议院的会议日期，尔后更在今年1月以紧急状态瘫痪国会的正常运作长达7个月。在这段紧急状态期间，政府的行政权无限扩大，一共颁布了6项紧急条例，包括动用国家信托基金、严打假新闻及个人罚款上限至1万令吉等。

除此以外，我国的防疫措施、条规和标准作业程序都是国家安全理事会说了算。政府在去年3月援引《1988年疾病控制法令》宪报所有州属和联邦直辖区被列为“受感染疫区”后，国家安全理事会立即介入处理和制定我国的防疫条规、措施和标准作业程序。据《2020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修正案）》第18条，元首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之下有权宣布被评估安全受威胁的地区为“保安区”（security area）后，国家安全理事会方有权接管并指定相关法规控管行动。从去年的限行令到目前的国家复苏阶段，我国没有任何地区被宣布为“保安区”。因此，国家安全理事会介入整个防疫措施有滥权之嫌。

根据人权衡量倡议组织（HRMI）在今年7月的报告指出，我国的人权状况正每况愈下，政府更是利用2019冠病疫情来压制自由。其中，政府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疫区内措施）条例》中，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任何规定阶段以任何方式参加或参与任何游行，卫生总监也有权力针对游行发布任何指示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