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春/杀人罪犯的大脑

为了验证基因是否导致一个人犯罪的主因，《The Anatomy of Violence》作者Adrian Raine和他的同事就对1210个9岁的双胞胎实验，结果显示人们反社会行为只有40-50%可以基因来解释。于是他通过正电子发射电脑断层扫描（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的方法扫描41个杀人犯的脑袋各个部位，包括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它就在我们眼睛上方额头的部位。主要功能涉及规划及决定，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让人能成熟理性思考的部位。Adrian发现杀人凶手的前额叶皮质是处于活跃的状态。

◢Randy Kraft杀人冷静沉着

一般上，如果一个人前额叶皮质遭受功能损害，那个人就会变得比较情绪化，动辄发怒，在社交方面，可能会做了不合时宜的事情也毫无知觉，或者在认知上完全不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道德规范，因此好冒风险、违反规则根本只是家常便饭。例如Antonio Bustamante，他因为入屋行窃，碰巧被出外购物的80多岁屋主回来撞见，年轻力壮的Antonio完全可以摆脱老屋主逃走，但他却袭击并致死老屋主。案发后他完全没想过要清除自己可能留下的痕迹，甚至被捕时身上还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

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只要扫描了人脑后，发现前额叶皮质不活跃就可以确认某人有可能是杀人凶手？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前额叶皮质不活跃通常只在冲动型的杀人凶手中较常见。Randy Kraft是一个在12年里干了六十多宗凶杀案的连环杀人凶手，他的脑电图完全推翻了我们之前的认知，因为他的前额叶皮质和常人无异。他冷静沉着，杀人计划缜密细腻，如此工于心计，没有健全的前额叶，要执行这样繁琐重度的逻辑思考任务，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更令人震惊的是，作者本身的脑电图也和Randy极度相似，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身为护士的Jane Toppan，因开朗合群的个性备受赞赏，因此同事朋友给她取了“Jolly（欢愉的） Jane”的外号。然而让人感到讽刺的是，Jolly却也说中了她黑暗血性病态的面向。趁职之便，她喜欢对病人注射过量的吗啡后，静坐一旁以充满慈爱的目光观察受害者瞳孔收缩，呼吸急促。就在病人快陷入昏迷之际，她不慌不忙地再为病人注射一剂阿托品（Atropine）。病人瞳孔渐渐放大，Jane Toppan的心随着病人心跳以相同频率加速，心里欢愉愈盛，就在病人于一阵抽搐中走向死亡之际，Jane Toppan也达到了情欲上的欢愉（Voluptuous delight）。voluptuous delight绝不是我给她套上的厌女污蔑之辞，而是她在认罪自白时的说辞。由此可看出她在认知（cognitive）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她知道道德是什么，也能分辨什么事是不道德的，但她却完全无法体会感悟什么是道德，这导致她共情能力低下，无法从情感上体会甚至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所以她才会毫不犹豫地去伤害别人的性命。

当然Jane Toppan与作者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作者无法为她扫描脑部，但可以从对近代变态杀人凶手脑电图大概推测Jane的脑袋哪个部位出了问题。依照作者的专业推断，主因是杏仁核（amygdala）,也就是边缘系统的其中一个零件异常所致。根据精神病态（psychopathy）研究领域学者James Blair的研究所得，精神病态患者（psychopath）通常都不太能从别人脸部变化辨认出负面情绪，例如害怕和伤心。而杏仁核就负责这项功能，所以作者推测当Jane对她的病人下手时，对于他们脸部表情的变化会感到好奇，那到底是代表伤心？害怕？痛苦？还是愉悦？

为验证他们的推断，Adrian的团队针对杏仁核实验，杏仁核因其外形类似杏仁而得名，左右脑各有一颗。表面上看似一个整体，实际上却是由13个神经核（nuclei）所组成。他们发现，杏仁核在精神病态患者脑中的活跃度比常人下降了18%，而且其中3个神经核是受损的，它们所负责的功能是恐惧制约（fear conditioning）和规避习得（avoidance learning）。直白一点，就是只要我们犯下不同程度的错误就会换来相对应的惩罚，渐渐地我们就害怕犯下同样的行为。这也就是所谓良心的机制所在。但因为杏仁核在精神病态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所以有些惯犯明明就被逮到很多次却还是无法谨记教训。

当我们得知脑袋某部位受损就会造成行为异常，表面上好像已经解决问题了，但其实这却引导我们去向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脑袋的一些部位会受损？像费尼斯·盖吉（Phineas Gage）的案例发生的几率其实微乎其微，而且书里提到另外两个案例导向不同的结果，与费尼斯·盖吉不同的是，其中一个因为脑袋遭受到物理伤害后从混蛋变成乖乖牌，另一个则是受伤前后性格上毫无变化。所以脑部遭受物理伤害，不能为人类极端行为买单。

那社会因素呢？这或许是一个最容易说服一般民众的理由，就好像上面提到的Jane Toppan杀人护士完全符合这一既定印象。她童年生活相当凄惨，一岁时母亲就过世，父亲则是个精神病患，祖母因为同样穷困潦倒也爱莫能助。原本被收养后，或许生活会好转些，但收养家庭却只把她当作仆人来看待，因此邪恶的种子就慢慢扎根发芽。但等等，如果我们看回Randy Kraft的家庭背景，他有个完整的小康家庭，备受母亲和3个姐姐疼爱。但他最后依然成为了比Jane Toppan更恶名昭彰的连环杀人凶手。社会因素完全无法套用在他身上。

因此作者尝试提出另一个解释，相比于基因决定论，他更倾向于神经发展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尤其是当胚胎在子宫里逐渐形成婴孩时，脑袋因为各种因素而导致发展异常，生下来的婴孩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所谓的“天生杀手”（Born killer）。而且这过程从胚胎在子宫里形成时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烟酒不离手的父母，生下行为偏差的后代的几率也比较高。香烟所含有的一氧化碳和尼古丁会降低输送给胎儿的血液，胎儿获得的营养和血氧自然就相对减少。这种缺氧（hypoxia）的现象就会使到脑部受损。

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依然不改饮酒的坏习惯，那胎儿脑袋萎缩的几率也会提高，特别是胼胝体（拉丁语：Corpus callosum），这是一个连接左右脑半球的重要白质带。结果就是影响到海马体（长期记忆）的可塑性和学习能力。有这种脑部结构的孩子就会表现得好像永远学不会教训。

◢未来，生养孩子要执照？

用目前的措施来应对暴力谋杀案件已经被证实证实治标不治本，尤其是美国，校园枪杀事件时有所闻。在书里的最终章，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预防暴力谋杀案件，一环扣一环，不过蛮多不仅具争议性，还带有奥威尔色彩。在这里我只稍微带过其中一个就好。差劲的家教，不健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很容易就成为滋生暴力谋杀的温床。例如家庭暴力或酗酒吸烟都可能在小孩还是胚胎的时候就会阻碍他们的脑部健全发展。为了从根源根除暴力谋杀问题，要生养孩子的父母必须先考取执照。无照驾驶可能会伤害别人生命，不深刻明白教养孩子责任的父母也可能会“培养”出杀人凶手，所以具备执照以显示自己有能力教养出不危害社会的下一代的父母在作者的设想里是成立的。

说到这里，或许很多人就会开始破口大骂：子宫都要管，管太宽了吧？生养孩子是人权！稍安毋躁，我们先看看作者所提议的课纲，大体上就以培养负责任公民为核心，囊括了所有与孩子相关的东西，从产前饮食，如何抒压（或许是避免患上产前或者产后忧郁症，因为妈妈生理变化会影响到孩子），孩子成长时须知知识，与青少年谈判的技巧等等。不要感到讶异，其实很多父母不知道让小孩飞高高有很大几率会导致连接前额叶和边缘系统的白物质脱离。所以让父母提前做好准备，在遏止暴力谋杀事件发生是比较治本的方法。

社交媒体流行前，个人隐私是非常私密的东西，但现今多数人都恨不得向外人展示自己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以前政府强制人民需记录个人行踪，那肯定会被斥为侵犯人权，但疫情之后，大家都习以为常了。父母考取生养孩子执照的方法在目前阶段来说应该是蛮激进的措施，要社会接受恐怕需要一些契机。现在不可能，未来，谁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