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春/殺人罪犯的大腦

為了驗證基因是否導致一個人犯罪的主因，《The Anatomy of Violence》作者Adrian Raine和他的同事就對1210個9歲的雙胞胎實驗，結果顯示人們反社會行為只有40-50%可以基因來解釋。於是他通過正電子發射電腦斷層掃描（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的方法掃描41個殺人犯的腦袋各個部位，包括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它就在我們眼睛上方額頭的部位。主要功能涉及規劃及決定，簡而言之就是一個讓人能成熟理性思考的部位。Adrian發現殺人兇手的前額葉皮質是處於活躍的狀態。

◢Randy Kraft殺人冷靜沉著

一般上，如果一個人前額葉皮質遭受功能損害，那個人就會變得比較情緒化，動輒發怒，在社交方面，可能會做了不合時宜的事情也毫無知覺，或者在認知上完全不覺得這樣的行為是不合道德規範，因此好冒風險、違反規則根本只是家常便飯。例如Antonio Bustamante，他因為入屋行竊，碰巧被出外購物的80多歲屋主回來撞見，年輕力壯的Antonio完全可以擺脫老屋主逃走，但他卻襲擊並致死老屋主。案發後他完全沒想過要清除自己可能留下的痕跡，甚至被捕時身上還穿著沾滿血跡的衣服。

這麼說的話，那豈不是隻要掃描了人腦後，發現前額葉皮質不活躍就可以確認某人有可能是殺人兇手？錯！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前額葉皮質不活躍通常只在衝動型的殺人兇手中較常見。Randy Kraft是一個在12年裡幹了六十多宗兇殺案的連環殺人兇手，他的腦電圖完全推翻了我們之前的認知，因為他的前額葉皮質和常人無異。他冷靜沉著，殺人計劃縝密細膩，如此工於心計，沒有健全的前額葉，要執行這樣繁瑣重度的邏輯思考任務，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更令人震驚的是，作者本身的腦電圖也和Randy極度相似，那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身為護士的Jane Toppan，因開朗合群的個性備受讚賞，因此同事朋友給她取了“Jolly（歡愉的） Jane”的外號。然而讓人感到諷刺的是，Jolly卻也說中了她黑暗血性病態的面向。趁職之便，她喜歡對病人注射過量的嗎啡後，靜坐一旁以充滿慈愛的目光觀察受害者瞳孔收縮，呼吸急促。就在病人快陷入昏迷之際，她不慌不忙地再為病人注射一劑阿托品（Atropine）。病人瞳孔漸漸放大，Jane Toppan的心隨著病人心跳以相同頻率加速，心裡歡愉愈盛，就在病人於一陣抽搐中走向死亡之際，Jane Toppan也達到了情慾上的歡愉（Voluptuous delight）。voluptuous delight絕不是我給她套上的厭女汙衊之辭，而是她在認罪自白時的說辭。由此可看出她在認知（cognitive）上是完全沒問題的，她知道道德是什麼，也能分辨什麼事是不道德的，但她卻完全無法體會感悟什麼是道德，這導致她共情能力低下，無法從情感上體會甚至能感受到別人的痛苦。所以她才會毫不猶豫地去傷害別人的性命。

當然Jane Toppan與作者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作者無法為她掃描腦部，但可以從對近代變態殺人兇手腦電圖大概推測Jane的腦袋哪個部位出了問題。依照作者的專業推斷，主因是杏仁核（amygdala）,也就是邊緣系統的其中一個零件異常所致。根據精神病態（psychopathy）研究領域學者James Blair的研究所得，精神病態患者（psychopath）通常都不太能從別人臉部變化辨認出負面情緒，例如害怕和傷心。而杏仁核就負責這項功能，所以作者推測當Jane對她的病人下手時，對於他們臉部表情的變化會感到好奇，那到底是代表傷心？害怕？痛苦？還是愉悅？

為驗證他們的推斷，Adrian的團隊針對杏仁核實驗，杏仁核因其外形類似杏仁而得名，左右腦各有一顆。表面上看似一個整體，實際上卻是由13個神經核（nuclei）所組成。他們發現，杏仁核在精神病態患者腦中的活躍度比常人下降了18%，而且其中3個神經核是受損的，它們所負責的功能是恐懼制約（fear conditioning）和規避習得（avoidance learning）。直白一點，就是隻要我們犯下不同程度的錯誤就會換來相對應的懲罰，漸漸地我們就害怕犯下同樣的行為。這也就是所謂良心的機制所在。但因為杏仁核在精神病態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所以有些慣犯明明就被逮到很多次卻還是無法謹記教訓。

當我們得知腦袋某部位受損就會造成行為異常，表面上好像已經解決問題了，但其實這卻引導我們去向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腦袋的一些部位會受損？像費尼斯·蓋吉（Phineas Gage）的案例發生的幾率其實微乎其微，而且書裡提到另外兩個案例導向不同的結果，與費尼斯·蓋吉不同的是，其中一個因為腦袋遭受到物理傷害後從混蛋變成乖乖牌，另一個則是受傷前後性格上毫無變化。所以腦部遭受物理傷害，不能為人類極端行為買單。

那社會因素呢？這或許是一個最容易說服一般民眾的理由，就好像上面提到的Jane Toppan殺人護士完全符合這一既定印象。她童年生活相當悽慘，一歲時母親就過世，父親則是個精神病患，祖母因為同樣窮困潦倒也愛莫能助。原本被收養後，或許生活會好轉些，但收養家庭卻只把她當作僕人來看待，因此邪惡的種子就慢慢紮根發芽。但等等，如果我們看回Randy Kraft的家庭背景，他有個完整的小康家庭，備受母親和3個姐姐疼愛。但他最後依然成為了比Jane Toppan更惡名昭彰的連環殺人兇手。社會因素完全無法套用在他身上。

因此作者嘗試提出另一個解釋，相比於基因決定論，他更傾向於神經發展障礙（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尤其是當胚胎在子宮裡逐漸形成嬰孩時，腦袋因為各種因素而導致發展異常，生下來的嬰孩有可能就會成為我們所謂的“天生殺手”（Born killer）。而且這過程從胚胎在子宮裡形成時就已經開始了。尤其是菸酒不離手的父母，生下行為偏差的後代的幾率也比較高。香菸所含有的一氧化碳和尼古丁會降低輸送給胎兒的血液，胎兒獲得的營養和血氧自然就相對減少。這種缺氧（hypoxia）的現象就會使到腦部受損。

如果婦女在懷孕期間依然不改飲酒的壞習慣，那胎兒腦袋萎縮的幾率也會提高，特別是胼胝體（拉丁語：Corpus callosum），這是一個連接左右腦半球的重要白質帶。結果就是影響到海馬體（長期記憶）的可塑性和學習能力。有這種腦部結構的孩子就會表現得好像永遠學不會教訓。

◢未來，生養孩子要執照？

用目前的措施來應對暴力謀殺案件已經被證實證實治標不治本，尤其是美國，校園槍殺事件時有所聞。在書裡的最終章，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預防暴力謀殺案件，一環扣一環，不過蠻多不僅具爭議性，還帶有奧威爾色彩。在這裡我只稍微帶過其中一個就好。差勁的家教，不健全的家庭生活環境很容易就成為滋生暴力謀殺的溫床。例如家庭暴力或酗酒吸菸都可能在小孩還是胚胎的時候就會阻礙他們的腦部健全發展。為了從根源根除暴力謀殺問題，要生養孩子的父母必須先考取執照。無照駕駛可能會傷害別人生命，不深刻明白教養孩子責任的父母也可能會“培養”出殺人兇手，所以具備執照以顯示自己有能力教養出不危害社會的下一代的父母在作者的設想裡是成立的。

說到這裡，或許很多人就會開始破口大罵：子宮都要管，管太寬了吧？生養孩子是人權！稍安毋躁，我們先看看作者所提議的課綱，大體上就以培養負責任公民為核心，囊括了所有與孩子相關的東西，從產前飲食，如何抒壓（或許是避免患上產前或者產後憂鬱症，因為媽媽生理變化會影響到孩子），孩子成長時須知知識，與青少年談判的技巧等等。不要感到訝異，其實很多父母不知道讓小孩飛高高有很大幾率會導致連接前額葉和邊緣系統的白物質脫離。所以讓父母提前做好準備，在遏止暴力謀殺事件發生是比較治本的方法。

社交媒體流行前，個人隱私是非常私密的東西，但現今多數人都恨不得向外人展示自己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果以前政府強制人民需記錄個人行蹤，那肯定會被斥為侵犯人權，但疫情之後，大家都習以為常了。父母考取生養孩子執照的方法在目前階段來說應該是蠻激進的措施，要社會接受恐怕需要一些契機。現在不可能，未來，誰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