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午後暴雨,體溫攝氏36.5,確診人數100
確診病例返百,疫情睡過短短的午覺便又醒來。媽在WhatsApp家群發了一個驚悚表情,便沒有再說什麼。面對第二波百宗確診,我們都心底有數,不能再封城了,經濟不允許,肩上卵生的壓力也都不允許。片刻,才又再寫出第二句,“自己小心”,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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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從精明隧道駛出,深入蘇丹伊斯邁路隧道前,發現懸掛隧道外環樹的白色塑料袋消失了。一直以為它會永遠在那裡的。那麼長時間不肯逐風而去,便以為它從此放棄了嚮往,只想駐守車來車往的路上,如同一個向命運低頭的頹喪青年。初時以為是氣球,每每開車經過總不忍瞅它一眼,看它什麼時候才肯收手。然而等待換來的,不過是它的日漸乾癟,褪色,慢慢變成了毫無情慾的老男人;而時間卻依然呼嘯而過,以及微光,等在隧道的盡頭。日子駛進隧道,工作訊息就擦過火柴盒磷紙一般,亮起手機屏幕,堆疊未讀。常常渴望寧靜渴望一列黯黑無光的隧道。
(這世界哪裡有沒有盡頭的隧道嗎?)
總是在想,有沒有人和我一樣,發現了白色塑料袋的存在?如果有,而我不若白色塑料袋那般頑固,風會帶我找到他嗎?
和友廷約在郊外嶺的網紅韓國餐店,是看完電影《怪胎》的房間首映後。8點一刻抵達,還有6組人等在樓梯前。廷詢問店長,9點休炊,10點打烊,等或不等。店長是韓國大媽,紅潤著臉,不知是氣色太好,還是羞赧。廷說我們等,遂把聯絡號碼寫在列隊名單上,韓國大媽補上一句,不保證可以吃得到喔。廷信誓旦旦,我們可以等。我們裡面的我,若是孤身外食,鐵定轉身走人,但廷堅持,我也就隨意。
8點45,韓國大媽走到樓梯口喚等在我們前面的最後一支隊伍,排隊青年拉下口罩跟其他不在隊伍中的朋友通話後,毅然轉身走下樓梯。身後的韓國大媽頻頻鞠躬致歉,廷一臉得意向我使了一個眼色。
以為晚餐就要以嫲嫲檔隨便敷衍過去,沒想到,烤肉和嫩豆腐鍋竟熱騰騰送進了嘴裡。我無解,問廷哪來的信心。他說,因為放棄總是比等待容易。這或許與堅持無關,與他雙魚座的冒險個性有關,他其實也不過賭了一把,傾盡時間,卻因此讓我們等來一頓飽飯。
不管有意無意,時間和愛一樣,只能是一場賭局。怪胎如我們,總是傾注所有,不得不為女嬌娥的程蝶衣如是,碰上另一個強迫症怪胎的陳靜亦是。一旦靈魂沾染塵埃,愛便不再窗明几淨。
30的跫音逼近,卻一個不小心典當了勇氣。連提到勇氣這件事本身也開始變得矯情。以為時間無幾,可它明明仍是奢侈的事。不可復返的歲月在後方不斷拉遠,而迎頭的時間卻看似短截蒼白,於是總沒來由的害怕,害怕落空,不敢追,卻又不斷問,還能做什麼?
日子是馱著巨石上山,卻在長夜盡頭連著自己一起滾落,永無止境地。囚於行動管制的某個夜半,29歲的王問我,在你所有的哀居照片裡,哪一張是最有意義的?我用手指翻越近百張照片,閱讀自己為每張照片寫下的註文,崎嶇的字形如山巒,經過風雨的篆刻,才發現自己終於學會觀賞日子的凹洞。每一張照片都有各自的意義,我說。那充其量只是有意思,不算意義,王答。不是的,王,你不曾經過我的日子,你不會知道。
王想必是知道的,關於我的傾慕。白日伏案工作如島,以視訊軟體裡的札維耶多蘭頭像向世界展示,世界萎縮成只有工務,日暮下班,也不過闔上筆電;夜晚擺渡寬床,由島至島,指觸換成手機,刷著哀居限時動態窺看每人的15秒日常,等王從東馬捎來電話。有時是我不安於室,王才下課,未及接我電話。當初也不知道是什麼接通了兩地,一海之隔3000公里,忽然就縮成了螻蟻行走地圖之距。
在一簾黑布籠罩的斗室裡,日升月落變幻成數字,每一次數字的跳換都像臨崖,縱身躍入黑色的海是我。
王是海。無法辨明顏色的那種。深夜的時候是黑。白日墨綠又藍。總是浮泛。
原定2月的雙人旅行,因疫情取消。當初何不也是賭了一把。終究錯失的航線,是孤獨的兩人挽著殘喘的虛線匍匐向前。王無法展開他流浪的第一站,而我無法陪同上路,這是往後的預言。預言原來不是為了勒馬。
—— 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風雲色變,體溫攝氏36.2,確診人數710
沙巴州選舉擲下一枚新冠炸彈,死傷遍地,圍城復始。
沙巴、雪蘭莪、吉隆坡人民只能有條件行動。其他地區也開始閃現紅色熱點。
回到了將自己擺放在電腦屏幕裡工作的日常,一返3月天,只是如今9月9。天氣卻異常燠熱,風扇搖頭晃腦地發出噪音干擾視訊會議的進行,只好挪位,快速將工作方案如熱汗吐露,為求準點下班,待會要和友廷光顧上回那間韓國餐店。
友廷還在房裡錄製他的韓團MV解析影片,我對著電腦屏幕彷彿向著沒有住人的窗口說話。窗口的彼端恆常是劃傷的麥克風,沉默以對,獨獨時間在屏幕右下角悄然推移,黃昏6點30。等到電腦看不見的那頭終於有人解開話頭說話:“下週繼續吧”,所有人才匆匆離場。
在這個疫情夾攻的數碼時代,人臉身壓成了平面,大多時候我們關閉視像鏡頭,連最後一點眼睛的關心都不留,於是只能藉由時斷時續的網線發出的稀聲殘音,欲語還休的,最後乾脆都不說出來了。我們慣於用手指接收世界,滑到臉書上別人的動態,手指停下,確認一次疫情沒有將他擊倒,幸亟。時而見病毒將一家搗破、搗散、搗碎——家鄉的父抗疫多日不敵,遠在城市打拼的孩子臨終無法陪在父側;又或,某公司大樓出現確診病例,全體員工居家隔離14天,探溫與探味,吃出了西瓜的甜,解掉了自我懷疑的暑,惶惶才過了,才過了那麼一天。
病是毒,是疑,是傷。
郊外嶺那家南沃韓國餐店的樓梯盡頭無光,雖知無望,仍是走了上去,不盡然是要為見證大門深鎖。和友廷徒步到隱身下一條街的另一家韓國餐店,路上人煙罕至,週五夜市最喧囂不過是小黃燈泡,廷說,不如去光顧那攤叻沙吧,夜市小販畢竟也艱難。
我怯步了。我說,市集的人流管制終究疏忽,難保沒有風險。一番爭拗,我們決定先在原地觀察走動的人群,最後,還是朝向韓國餐店。
推門而入,兩個打扮濃豔的中年婦女在櫃檯爭著付錢,韓國胖大叔一時不知該收哪邊,便選擇望向我們,再喊一喊後頭的夥計。我們與夥計禮貌地保持距離,跟著他走到座位上,格局不小的韓國餐店裡,我們是曠野的第二群人——不啻,現下生活之全貌。
身邊的人是我的反射鏡,而我總是從他們的身上看見不曾看見的自己。我不若廷果決,至少在攸關生命的課題上。他的敢於出走於我是一場賭,成本絕對不是一份正當全職或積蓄,而是未來。未知的未來。比如,回來以後,我是不是就身無分文了?廷卻從來不問,拎起揹包轉身就邁步。他背大揹包過安檢的背影留給我的,是我對自身的追尋與探問。我呢,我的嚮往是什麼?
好幾個深夜我透過視訊鏡頭陪他看他身處的白天的世界。他坐在佛羅倫薩的噴水池旁百無聊賴地看街頭藝術家吹薩克斯風。他說原來這才是生活。他說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蘭處處充斥著死亡的氣息,我終於接得上話頭,我說,一如我曾親身踏上的柬埔寨暹粒;廷說,可是其實現在這裡的人民生活就像我們吉隆坡一樣啦;但是,我說。當我走在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凝視每副骷髏,便深覺這裡的人民頭上都頂著一層灰透的薄衣,他們用全身承受著歷史重重的壓,以此度過他們每天的日常。歷史是一道永遠無法填補的缺口,他們只能帶著家族裡的血、傷和亡,一直這樣生活下去。
電話那頭的廷聽了沉默。不知道他眼前的景色如何。
那個對話中稍停片刻的“但是”,便是我和廷,以及,我和我身處的世界不盡相同的地方。
我不知道那個細微的,與之的縫隙能以什麼單位換算。
“但我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廷說,“我們其實都擁戴著別人的眼睛。”
廷說他要去海邊,多好。此刻我都望見了蔚藍的海岸,諦聽著潮汐,海鳥不帶任何答案地從頭頂飛掠,雲就沉了下去。眼下即是方格日子,那個不能打開的窗子裡,我們都住過,也將再次住進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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