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1:03am 12/12/2021

民主体制

保護公民社會和民主體制

作者：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達倫·沃克（Darren Walker）、馬克-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Brown）

值此全球領導人於12月9至10日參與美國總統喬·拜登舉行的民主峰會之際，他們應當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應當做些什麼來幫助民主最勇敢的倡導者，比如冒著生命危險的蘇丹抗議群體？

幾個月來，儘管蘇丹安全部隊不惜開槍阻止，但仍有數十萬人湧上蘇丹街頭，要求建立負責任的政府和結束軍事統治。

他們的勇氣並非獨一無二。從白俄羅斯到玻利維亞，乃至英國和美國，公民社會領袖和機構都在領導抵制結構性壓迫、威權主義和不公平現狀的大膽運動。

可悲的是，他們的工作緊迫至極。世界各地對公民社會領袖和民主機構的威脅均呈上升之勢。民族主義、不平等和政治兩極分化在世界各地均愈演愈烈，而與疫情相關的限制公共集會及日趨先進的監控技術已經賦予了專制政權權力。

在哥倫比亞，僅2020年就有65名環保活動人士遇害。尼日利亞政府於今年6月發佈的國內推特禁令目前仍有效力。而在今年8月，烏干達政府則停止運營了54家人權組織。

上述鎮壓，無論是在民主亦或專制國家，均會產生持久的效力。通過限制公民自由——包括新聞、集會和言論自由在內——同時攻擊捍衛這些自由權利的機構，國家正在令我們的權利和機構面對未來的襲擊毫無防禦能力。

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公民社會受助者及合作伙伴正在敲響警鐘的原因。跨事業及國家機構正在被類似的戰略所瞄準，其中包括每當他們與我們所領導的知名國際組織和慈善機構合作，就會背上遭受“外國干涉”的罵名。

這樣的攻擊絕不能再繼續下去。它們所威脅的不僅是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公民社會組織者和活動家，而且還威脅到民主本身。隨著威權政體著力剝奪上述關鍵團體的權力並破壞其關鍵工作，那些憤世嫉俗的代表就會用“理想化”和“幼稚”來形容民主政體。

我們從本質上拒絕接受這樣的觀點。我們擁抱民主的力量，恰恰因為它需要以不斷維護、保護和參與為前提。它所促成的和平與穩定並非源於鐵腕，而是源於某種包容性的社會契約。

本著這樣的精神，拜登的民主峰會以支持民主復興、公民參與和多邊合作為主旨。此次聚會為領導人重申確保國內集會、結社、言論和信息自由，並藉助戰略外交在國外推動這些權利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但純粹的口頭承諾也只能到此為止。隨著本週各國加入到虛擬對話，他們必須做好準備超越空談，並通過在爭取公民空間的鬥爭中做到言行一致來確認上述權利的重要地位。

在人權領域，這意味著推動國際和國內層面對於言論和集會自由的保護，從而確保所有人有權面對威權主義發表不同的意見。在許多國家，保障言論自由需要廢除煽動叛亂法，同時中止互聯網關閉權。此外，各國政府應阻止向專制政權出口和轉讓監視設備。

最為緊迫的是，全球領導者必須大幅增加對限制國家權力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投資。而它們則必須為人權捍衛者、當地記者、社會服務人員和社區中心提供看得見、摸得著的資源。

這不僅需要在危機時刻支持上述全力服務於社區的機構，而且還需要投資於其長期發展——上述投資能夠維護積極的公民參與度，隨時準備對未來的突發狀況做出應對。例如，民主領袖應拓展環繞型保護機制，為面臨危險的活動人士提供法律、醫療、心理、數字安全和遷徙等方面的支持——對那些在靠近區域和國家公民社會襲擊地運營的計劃就更是如此。這是國家能為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捍衛民主者提供支持的最可靠的方式。

最後，各國領袖必須團結在共同的民主事業周圍，並密切合作，推動多部門、多邊夥伴關係。跨越政府慈善部門、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等力量，我們有機會在峰會對話基礎上再接再厲，利用我們的獨特優勢達到拓展公民空間的目的。畢竟，只有不斷擴大公民空間，才能為公民空間提供最穩妥的保護——上述公民空間由積極參與、聯繫密切的民眾組成，他們擁有資源、保護措施和力量來倡導自己的權利和生計。

積極參與的公民身份可能具有變革意義。例如，在摩爾多瓦和馬來西亞，民間社會組織今年協助推翻了壓制性的“緊急狀態”法，防止了對民主機構的危險侵蝕。2020年夏，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參與了也許堪稱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

無論鬥爭的起源和傳播的距離如何，當人們以和平方式團結起來，捍衛自身的基本人權時，就會取得巨大的進步，實現所有人的尊嚴、平等和正義。從喀土木到吉隆坡，讓我們身體力行保護和推動上述進步，並確保它能強勢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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