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学.与病毒政策后遗症共存

在这个概念框架下讨论如何与病毒共存，就不能只谈病毒本身，还要谈政府政策，也就是谈如何“与病毒政策后遗症共存”了。

这些后遗症有哪些呢？劳工短缺、通货膨胀、高税收、高债务。

篇幅所限，本文就只谈一个劳工短缺吧！

政府从第一个MCO就实行的出入境管制，直接导致国内的外劳人数下降，依赖外劳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面对劳工短缺问题。根据官方数据，我国的外劳人数从2019年的近200万人，在2020年锐减至约155万人。

本来，这是一个让本地人从事这些行业的契机，但原来本地劳工和雇主并没有做好准备：一方面，这些产业向来依赖廉价劳力来生产，采用较为落后的科技，结果是人均生产力低，工资自然也低；另一方面，这些从事生产的廉价劳力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无技术”或“低技术”劳工（unskilled/low-skilled worker），他们其实非常skillful，只是他们的技术侧重于劳力而非智力或机械操作上。

在现有科技下，其实本地人才是真unskilled，于是外劳的生产力比本地人要高。短期内，技术无法创新，而就算把工资提高，生产力也只能维持在之前的水平。低盈利生产商的挣扎，可想而知。

长远来说，怎么办？技术创新当然是必要的。要强调的是，在劳工短缺的前提下，主导创新的不应该只是资助（funding）和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更重要的是培养运用这些创新技术的人才和环境。

以农业为例，技术再怎么先进，都还是要有人下农场耕种；以建筑业来说，科技再怎么发达，房子还是要一砖一瓦来盖。这些产业要成功创新，除了投资和研发，还要有负责下场操作的人才参与生产。我们有在这一方面用功，培养国家的生产队伍吗？

当然，就算我们国家培养不出这方面的人才，或我们的人才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另谋高就，那么运用新科技的，可以是外籍劳工。但是客观上雇用外籍劳工不利于科技创新，只因培养科技人才是一项投资（人力资源），而雇主都倾向于避免投资在保障较低的资产上。如果另谋高就的机会不再，我们实在应该痛定思痛，亲身参与改善这些所谓“低技术”劳工产业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