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科技下,其實本地人才是真unskilled,於是外勞的生產力比本地人要高。短期內,技術無法創新,而就算把工資提高,生產力也只能維持在之前的水平。低盈利生產商的掙扎,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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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冠病疫情爆發以來,起伏不斷,一波接著一波,而政府也不斷推出各種防疫政策和經濟援助配套。
到了2021年底,我們本來以為正要進入與病毒共存的endemic階段,卻突然變異出個Omicron。眼下疫情仍然沒完沒了,變種病毒的殺傷力和政府的應對策略,有待觀察。
討論疫情,我們需要把病毒殺傷力和政府政策分開來看,兩者的共同點是影響經濟民生,不同點是權力的分散或集中。
病毒對身體健康的殺傷力雖然不由得我們控制,但我們每個人卻可以採取更好的衛生措施,比如戴口罩、勤洗手,來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撇開政府法令,防疫的權力是分散在每個人手上的。
反之,防疫“政策”的權力是集中在政府手上,所以MCO可以由幾個掌權者說來就來,說撤就撤。另一個重要的是政策是政府推出的經濟援助配套。經濟補助也可以是權力分散的,比如我們記憶猶新的掛白旗運動。
在這個概念框架下討論如何與病毒共存,就不能只談病毒本身,還要談政府政策,也就是談如何“與病毒政策後遺症共存”了。
這些後遺症有哪些呢?勞工短缺、通貨膨脹、高稅收、高債務。
篇幅所限,本文就只談一個勞工短缺吧!
政府從第一個MCO就實行的出入境管制,直接導致國內的外勞人數下降,依賴外勞的產業(主要是農業、建築業、製造業、服務業)面對勞工短缺問題。根據官方數據,我國的外勞人數從2019年的近200萬人,在2020年銳減至約155萬人。
本來,這是一個讓本地人從事這些行業的契機,但原來本地勞工和僱主並沒有做好準備:一方面,這些產業向來依賴廉價勞力來生產,採用較為落後的科技,結果是人均生產力低,工資自然也低;另一方面,這些從事生產的廉價勞力並非字面意義上的“無技術”或“低技術”勞工(unskilled/low-skilled worker),他們其實非常skillful,只是他們的技術側重於勞力而非智力或機械操作上。
在現有科技下,其實本地人才是真unskilled,於是外勞的生產力比本地人要高。短期內,技術無法創新,而就算把工資提高,生產力也只能維持在之前的水平。低盈利生產商的掙扎,可想而知。
長遠來說,怎麼辦?技術創新當然是必要的。要強調的是,在勞工短缺的前提下,主導創新的不應該只是資助(funding)和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更重要的是培養運用這些創新技術的人才和環境。
以農業為例,技術再怎麼先進,都還是要有人下農場耕種;以建築業來說,科技再怎麼發達,房子還是要一磚一瓦來蓋。這些產業要成功創新,除了投資和研發,還要有負責下場操作的人才參與生產。我們有在這一方面用功,培養國家的生產隊伍嗎?
當然,就算我們國家培養不出這方面的人才,或我們的人才有更好的機會可以另謀高就,那麼運用新科技的,可以是外籍勞工。但是客觀上僱用外籍勞工不利於科技創新,只因培養科技人才是一項投資(人力資源),而僱主都傾向於避免投資在保障較低的資產上。如果另謀高就的機會不再,我們實在應該痛定思痛,親身參與改善這些所謂“低技術”勞工產業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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