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相信他有能力領導” 敦馬：納吉變“怪物”

他表示，不過，在2018年時，Felda墾殖民成群結隊地出外聆聽希盟候選人的演講，他們的態度打從選舉開始之前就轉變了。

“我於4月10日時在彭亨州淡馬魯參加一場反對黨的演講活動，當時現場吸引了2萬名出席者。這也顯示巫統和國陣似乎開始下沉。 ”

“他們說不會有馬來海嘯，我告訴群眾：等著瞧，你會看到，也有華人和印裔海嘯。”

稱用一馬援金“賄賂”人民

馬哈迪說，政府發放的一馬援助金（BR1M）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因他認為這是納吉“賄賂”的方式。

他說，政府是於2012年開始發放一馬援助金，每個符合條件的家庭都可以獲得500令吉的補貼。然而，隨著人民對政府的怨氣越來越大，納吉也進一步增加援助金的數額。

他指出，在2013年選舉中，國陣的宣言更承諾，倘若執政聯盟獲勝，將會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高數額的一馬援助金，不過，納吉卻否認那是賄賂之舉。

“如果一馬援助金並非用於撈取選票，那麼宣言中也不應該提到它。至於即將來臨的選舉，他們似乎會故伎重施。”

馬哈迪說，他在2016年12月時在部落格上閱讀到一則評論，有位網民直言：“我會支持納吉，因為他給我錢”。

南北大道國有化需300億
希盟考慮成本無法廢收費站

馬哈迪說，希盟希望廢除所有收費站，因為這是競選宣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考慮了成本後，才發現無法徹底廢除收費站。

他指出，僅僅是南北大道，國有化將需要政府花費超過300億令吉。

“假設我們在終止合同時有錢補償特許經營者，那麼我們能從哪裡獲得資金來維護和建造新的道路？

南北大道每年維修費近10億

“這條高速公路（南北大道）差不多有800公里，每年的維護費用近10億令吉。這筆錢從哪裡來？即使政府可以承擔部分購置和維修的費用，但政府能夠出錢購置和維修全部嗎？應該這樣做嗎？尤其是當還有其他幾個緊迫的優先事項需要考慮時，如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

他說，最終內閣成員都發現無法徹底廢除收費站，但至少可以努力降低收費，最終也設法降低了18%。

“關鍵是，當你在反對黨時，你會看到很多不公平——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想象的。當你在政府工作時，你會意識到自己可能對一些事情有誤解，而要理解這一點需要時間。

“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不要對人民施加過度的壓力。我們有一個選擇，要麼我們通過提高石油銷售價格來籌集資金，來補貼建設和維護高速公路的成本，要麼我們讓道路使用者付費。更高的汽油價格會影響到每個人，即使他們不使用某條道路或高速公路。

“這不公平，所以我們選擇了用戶付費模式，這在過路收費系統中得到了最好的實踐。”

他認為，大多數馬來西亞人都接受繳付過路費，而且我國的過路費是非常低的。

執政初期 仍有“反對黨心態”

他指出，希盟在執政初期，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需要改變“反對黨心態”。

“對於希盟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在為反對黨服務了幾十年後，轉變成需要負責管理國家，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至於當他們成為內閣部長時，有些人還表現得像是他們還在反對黨。”

他指出，作為反對黨，不必擔心成本等問題，可以隨意指責政府剝削人民等，但一旦成為政府，便會成為目標。

“你所做的一切都會受到批評，有時是公平的，但通常不是，而且從批評者轉變成被批評的對象並不容易。這令我的一些內閣同僚更加猶豫。

“他們會說，‘一方面，這違反了我的原則。另一方面，如果我過於堅持自己的原則，我們實際上能完成的事情可能並不多’。”

他指出，在反對黨時要簡單得多，因為不管政府的政策或計劃是好的或壞的，反對黨的工作是質疑、評論和批評；但成為政府，則會是一直被反對的對象。

“所以，這對我的同事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他們需要時間明白，他們不能再繼續做幾個月前做的事情了。”

他說，當時有許多人都會與他會面以尋求指導和建議。

“一般上在內閣會議開始時，我會給予他們一段很長的談話——直到有人指出談話的時間比會議時間還長。但我必須向內閣解釋和澄清許多問題。

“例如，當他們發現納吉頒佈了一項成本非常高的合約時，他們想終止它。我必須指出，如果我們毫無理由地終止該項目，我們將違反合同。如果我們想合法地終止合同，我們就必須賠償給對方。”

他表示，在一些情況下，有些內閣成員則要求降低合同成本，因為他們認為一些合同從一開始就被高估了。

“我向他們指出，之前的政府項目被高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人堅持要從合同中分一杯羹，而剩下的是足夠讓承包商展開工作的費用。他們也需要賺取利潤。

取消合同“懲罰”無辜者不公

“因此，如果你想通過取消合同來‘懲罰’前朝政府的腐敗政客，那麼受苦的不是政客——因為他們已經拿了錢，而是承包商，以及所有參與實際工作的人，如工人、供應商、分包商——有很多完全無辜的人都仰賴著合同。前朝政府可能誇大了合同金額並拿了錢，但現在懲罰那些實際工作的人，這公平嗎？至少，我們必須考慮這個問題。”

馬哈迪也指出，經常有人批評希盟不是一個對商業友善的政府，希盟內確實也有一些部長認為，既然成功的企業家是賺錢的，那政府就應該儘可能地向他們徵稅。

“我（向他們）解釋說，當你向某人徵稅時，便是在做生意的道路上設置了障礙，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商業機會出現，我們將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雖然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簡單，但關鍵是每個決策中都有幾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我們需要了解所有這些因素及其影響。”

他也表示，很多反對黨心態都是來自於糾正納吉政權錯誤的熱情。

停止藉談判價讓部長賺錢合同

“當我們在反對黨時，我們的看法是政府在大規模欺騙，以高昂的價格頒佈合同，以便他們可以獲得大量回扣。在我們接管政府的那一刻，我們停止了所有有理由懷疑是以談判價格來讓部長賺錢的合同。

“我們取消了很多項目，當我們這樣做時，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正是在這個時候，財政部覺得與其直接取消項目，我們應該儘量減少合同成本，畢竟，取消重要項目（如交通）的合同意味著我們還會浪費大量時間和金錢來為已經在進行的工作發佈新的招標和新合同。”

他說，正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希盟的受歡迎程度受到了影響。

“作為反對黨，你可以說任何你喜歡的東西，因為你實際上並沒有做任何事情。但是當你是政府時，你會不斷受到批評——政客們需要明白，當你採取任何行動時，無論在你看來多麼有益或合理，總會有人不喜歡，你必須能夠處理這種反應。”

他指出，在當反對黨時，說出有如廢除收費站、不徵稅等言論，會非常受歡迎，但在成為政府後，會發現必須權衡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