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扬/失马（下）

“我们要成为一个时代。”

——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艳阳天，体温摄氏36，确诊人数2234

居家工作多时，却在确诊病例首次突破2000大关的这一天，必须回到公司进行夜间的圣诞短片拍摄。夜渐渐暗下，窗外的吉隆坡塔渐渐明亮。座位临窗，好几年熬下来的夜晚，除了窗内的人，也一直都有孤身巨塔远远的陪伴。它闪烁的彩光会换季，国庆是红蓝黄白，圣诞前夕红绿相映，然而此刻，寂静的城，已没有多少欣赏的人。

王亦趋光。

一切宛如毕戆诗集《路边野餐》里的第13首，预言那样的行进：“去年12月底/ 你仗着月亮来贵阳/ 像失眠的梅花鹿/ 我拆掉窗台，不种梅花/ 现在城市失重，暗处起风……”

王后来迁至吉隆坡，留在城市最中心，同我一起各自仰望孤塔。无数个以声音与影像构筑的日子终于要以实相相对，期待之中不免变异一层灰色顾虑。

王第一次跳上车子的那天，我把藏在车后座从法国酒庄远渡而至的勃根地红酒送给他，约定将来有一天推杯。当他从宜家买回来的家具越多，我以为，他离开我城的决心便越少。而我忘了，王终归是旅人，一心浏览世界，想做很多事情，像水必然流经每地。这间暂居的高级公寓里有一整面落地窗，窗前有一张状似鸟窝的吊椅。是他暂栖的隐喻。无数个忙于办公的日子，望向窗外，偶尔错意，这城市竟已怀着我的软肋。

会不会，一切都只是梦呢？像《骇人怪物》里美国医生对着韩国助理医生说的那样，当举世肃起警戒，封锁的封锁，囚禁的囚禁，纷纷研制救命的“黄色药剂”，他却戏谑：“其实没有病毒。”没有病毒，霸权还在铁箱里伪装救治工作；冲出铁箱，官袍煽着烤肉的炭火，白袍摇晃着红酒杯，日头底下热烈举行一场没有病毒的派对；没有病毒，却有从铁箱冲出来的怪物。在蒙骗的尘世里，唯有他有一双眼睛雪亮，他要去救人。

然而现实是，病毒并非一场假寐。暴涨的确诊病例似再也抵挡不住的洪水，前线人员用身体去抵住的那扇门，终究，还是冲击了最靠近生死海岸线的患者。

失守的免疫，于情于疾，都将酿成一场祸。

终究没有在王那一面望尽城市天际线的落地玻璃窗前啜饮哪怕一杯不足以微醺的勃根地。我却是那一面窗里微乎其微的风景，仿佛一个黑点，常被误以为窗面的污垢。那个黑点的我偶尔会在早晨坐着轻快铁到汉都亚站，拎着汗湿的自己转搭单轨列车，幼虫一样钻进城市的心脏。月台候车时张望，眼睛会穿过尘土飞扬的城中城工地，鸟叼着我的视线直到王的公寓前，沿着规整窗户一节节往上数算——第21格，这样的早晨，王醒了吗？

韩朝以及中印分裂也分裂了我，和王。坍塌的楼是此前所有暧昧，伤兵是我。王一身光洁退场，仿佛那面总是映着城市内心的窗，白天夜晚，独他看透。而我从来只是夐远窥探，是这座城市的仅仅一枚尘埃而已。

廷后来教了我种子法则，说但凡渴想都必须种下才能收获。于是我在心里种了一亩辽阔的草原，奢望可以豢养王那样的野马。却没想到，这里只是他歇脚的驿站，吃了草饮了水，便奔驰远方。我们坐在后来又再易名甘榜格灵芝的孟沙南城，某个满是绿色植物的咖啡店里，夜深，店内遂亮起一盏盏黄色的灯，施舍丛林一点光亮出路。“但它们终究不一定回向自己，”那瓶始终没开的红酒，兴许会因为时间的陈酿而越发醇香，却再也与我无关。

起起伏伏的病例又将我接回了公路。隧道前的白色塑料袋不知乘风离去抑或干瘪了羽翼，已然杳无踪迹。每每渴望隧道的尽头有光，却又只想待在暗道之中，当一只安静沉睡的兽。而我仍在路上，不知前方。马哈迪政府失势下台，疫情忙不迭赶上，新任首相恐怕没有想过这种下场。城市日日病变着一颗颗惶惶人心，能够捡回半新不旧的自己——焉知非福，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脸书谣传首相即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接着便是大大小小的专页翻涌，一张张市场抢购潮照，说鸡蛋没了，长长的柜台人龙恐怕又要叠出新的感染群。下一则是黯澹的高速公路上缀满红色光点，是惶恐返乡的心是精疲力竭的眼，望不见尽头，有人在底下留言——假新闻，那是3月的照片。

似近又远的3月。以为挨过去的，可是接下来呢？

我问友廷，疫情结束以后，最想去哪个国家旅行？

廷没有思考便说，只想去海边，东海岸的热浪岛吧。

廷去年刚从欧洲流浪半年回来。如果他的流浪发生在今年，我可以预见他的手足无措。细想，便又觉得这家伙怎可能让自己陷入无助之境？但这回恐怕不是一只容易对付的兽。我想象廷困于英国，流浪的盘川见底，却又无法再打黑工，也无法动身前往下一站，荒寒在他借住的伦敦窄小公寓里，窗前不知何时才会掉下一把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