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療愈師吳若權／疫情下學習放手，再放心
2020年至2021年，對許多人來說大概是陰雲籠罩的兩年。
經濟停頓；社交活動停止；長時間困在單一的室內；最讓人憂傷的，莫過於來不及跟至親摯愛道別，甚至連見最後一面亦是奢望。
眼看著親人有說有笑地步入醫院，最終卻只能通過手機屏幕說再會。要如何放下？要怎麼面對傷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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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吳若權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此外，還集廣播主持、企管顧問、咖啡師、心理諮商師於一身，這次他以“心理療愈師”的身分登場，告訴我們要怎樣才能做到“放手、放心”。
2021年末，又到了回顧過去一年點滴，但是這一年彷彿與2020年沒有明顯的界線，陰霾依舊沒有散去，“離別”突如其來得依然頻密，殺得人們一個措手不及，不知該如何是好。
“‘道別’未必是在生死永隔的那一刻。其實人生時時刻刻都是在道別，只是在疫情之前我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點。”
吳若權在手機屏幕的另一端，坐在平日直播的位置上娓娓道來。不急不徐的語調，自帶著令人安心平靜的力量。
接納逝者已逝，道別才有意義
“譬如我們與父母親同住，每一天上班、下班，其實每次重逢和道別，很有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次。只是沒有疫情，我們從來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當疫情發生後，我們真正經歷到的時候，我們就會有很多遺憾。”
他認為，“道別”不一定是在生死永別的當下，換言之，無論對方離開了多久，人們都能隨時處理“道別”。
他提到，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實際上比較困難的並非處理“道別”，而是無法接受親友離開的事實。否認和抗拒的心理才是真正讓我們無法說好好說再見的原因。
“在道別之前，我們怎麼去接受家人因為疫情而突然離開的事實，接納並且放下心中的抗拒，這可能是遠比道別更重要的學習。”
“如果你能接納、臣服這個事實，然後你開始認知這個人已經離開，這個‘道別’才會有意義。”
疫情下的道別方式
由於疫情的緣故，人們只能隔著厚厚的玻璃窗遙望因冠病逝世的親人，連最後的親吻、撫觸都做不到。
於是，他給予了數個“道別”的建議，例如選擇一個地點，無論是墓地、骨灰安放處、家裡某個對方最愛的角落或任何對於彼此最有意義的地點，手裡拿著對方的照片，好好地訴說思念之情、不捨和感謝。
“生死學中有道謝、道歉、道愛和道別，你必須真心地講出這些話，這是一個最具體且隨時能進行的。”
又或者，無論你是否擅於用文字表達的人，寫一封信、一張卡片、一本筆記，然後再根據各自宗教信仰的方式，將自己的心情“傳達”給對方。
“像是佛教徒，可以把寫好的信燒給你的親人，這是一個儀式。”提到儀式二字時，他咬字的力度稍微加重，“對於生死來說，儀式是很重要的。若你不做些什麼，你會覺得有些事情沒有做完整。”
第三種方式，便是拜訪共同認識的人，或逝者關係非常要好、親近的親友，與他們聊聊有關於逝者生前的為人、記憶。
“可以利用視訊等溝通平臺拜訪這些親戚好友，通過他們瞭解生前的親人，同時通知他們死訊。雖然這個過程很哀傷，可這就是道別的練習。”
他說，“道別”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而且並不僅限於一次。比如每年的生忌、死忌，均是可以道別的時候。
“能拉長（道別的）時間，增加次數，讓你從悲傷中獲得療愈自己的力量。”
最後，代替逝者完成他來不及完成的心願或事情。哪怕是吃他愛吃的面，代替他體驗生前來不及體驗的事。
“這也是道別和療愈很好的方式。你可以通過那碗麵的滋味，想起他生前的喜好，你們有共同的經歷。慢慢地，你會感覺到雖然他的肉體已經離開，但他的愛、精神和想法一直與你同在。”
“這種連接會讓我們覺得沒那麼孤單，沒那麼感傷。”
同理不同情，踢走負能量
2016年，吳若權取得心理諮商師的執照，2017年至2018年同時取得了咖啡師、美國潛意識平衡的執照。
在獲得心理諮商師的專業認證後，身分開始出現轉換，密集地從事心理療愈師的工作，有許多個案主動前來求助，這意味著他必須面對如浪潮般洶湧而至的負能量。
“我必須坦白說，前半年的狀況比較容易受到個案的人生遭遇或心情影響。但我非常敏銳地覺察，我今天還開心地去做幫助人的工作，為什麼做完心裡會覺得很沉重？”
於是，他反問自己：我到底在沉重些什麼？是覺得自己被對方的情緒所感染？抑或是目睹那麼多人的不幸後，影響自己對世界的評斷與看法？
“我覺得這中間有微妙之處，從世俗角度而言，我們和個案之間具備很深度、靈性的東西，叫作‘同理’。”
“就是換位思考。我會去理解他的感受，他的反應和他情緒的來來去去。可是大多數的人只用20%的同理，卻用80%的同情。
但在療愈上是不對的，當你去同情、可憐一個人時，你們就不對等了。”
後來，他意識到自己與個案之間是一個彼此獨立，互相尊重，相互信賴的個體，因此他們是“同理”的關係。
“我去理解你的遭遇裡的反應、情緒，甚至是你童年的經驗如何影響到你現在對事情的觀點。我去理解，但不是同情。同情是可憐對方，然後無限地悲憫，認為對方是弱者，很需要你給予能量和幫助。”
於是，迅速地覺察讓他很快地調整好心態，抱著“同理”心看待每個個案，無形中消解了撲面而來的負能量。
人生中若只能有一份工作，我願意當療愈師
吳若權坦言，自己是不走尋常路的心理諮商師，一些執念很深的個案可能在一般傳統的心理諮商師處已經諮詢20至30小時卻停留在原地毫無進展，接洽他以後可能3至4回就能往前走。
“如果他們在別人那裡已經30次，到我這裡的3至4次也是很難撼動，剛開始的那半年，我會覺得遺憾或力不從心。”
“可是，如今我站在比較同理的角度理解他。他（的執念）就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他現在不想動一定有想要保護自己的原因，也許在時機還沒到來之前，他不動是最好。”
他認為，我們無法期待某個人一定要在我們預定的時間表內對自己懺悔、寬恕別人、找回愛、放下恐懼等等。
“當我是一個很成熟的療愈師時，我就不會設定這個時間表，儘管我很盼望能幫助他。”
他毫不諱言，認為自己把“療愈師”這一份工作做得很好，前來求助的人均出現了轉變，為他帶來更多正向的鼓勵。
他跟我分享一個從美國回臺灣的個案。個案的主角是一名35歲的已婚男士，原來只是到醫院治療膽結石，但是醫生髮現他與家人存在很嚴重的口角衝突，便建議他到吳若權處做諮商。
“他的婚姻關係屬於情緒高漲，愛對方愛得非常猛烈，‘馬景濤式’愛恨分明的那一類。醫生建議他來找我，是因為他內心深處一直想要殺死他爸爸。”
“他知道他沒法殺死爸爸，卻根深蒂固地希望爸爸老死在安養院，他只付錢卻不去探望他。但其實他父母活得好好的，只是他人生的腳本和信念是這樣，不想放過他的父親。”
原來他父親如傳統的華人家長，對他要求很高，將他送出國磨練。他一直覺得父母重點關注身心有缺陷的妹妹，自己在缺愛的環境中長大，一連串的痛苦和失望變成強烈的恨意。
吳若權跟他做了3次諮商，第一次他表現出痛恨他的父親，恨之慾其死；第二次諮商結束後，依舊錶現出憤怒的情緒，可卻開始鬆口，表示若父親願意道歉，他也許可以放棄殺他，不讓他慘死在安養院。
“到了第三次，他完全釋懷了，覺得連道歉也不重要，甚至認為自己也有應負的責任。”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療愈師的工作很大的境界。幫助一個人回溯人生各階段的腳本，找到重新解讀故事的方式，就找到了他情有可原的觀點。最後，終於放過了自己。”
看著一個個帶著心結和痛苦前來的人，逐漸放下執念、傷口漸漸結痂痊癒，令他感到欣慰。
“我後來做的療愈工作，會讓我覺得若我的人生中只能有一份工作，那我願意做療愈師。”他說。
好在，他也不需要做這樣的選擇，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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