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簾卷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這是明朝臨濟宗僧人圓信的〈天目山居〉。山中清晨,捲起簾子,春風徐吹,烏鴉啼叫。沒有其他地方比我住處更悠適自在。青山輪流伸頭,探看我在庵堂中啜飲苦茶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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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有一幅畫,題此詩最後兩句。畫中一引,詩句更是禪意綿綿。和周遭環境如何物我合一,於豐子愷不是問題,他是兒童崇拜者,羨慕孩子,認為人間最富有靈氣的是孩子。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為此寫文章,豐子愷回應是他不但“歡喜孩子,並且自己本身是個孩子”。有了童心,青山和人才能對話。
外物是有生命的,有童心的人知道真趣。豐子愷住過不少地方,寓所有名字。1922年在春暉中學教書時住簡陋平房,牆腳處有楊柳,寓所命名“小楊柳屋”。1933年在家鄉石門鎮畫圖設計,建二樓房子,取名“緣緣堂”。“星漢樓”是1940年隨浙江大學內遷遵義租屋。“沙坪小屋”則是1943年在重慶所住簡陋平房。1954年,在上海長樂村得西班牙式小樓,取名“日月樓”,一直住到逝世止。
亂局所致,不斷搬家。所取宅名,不離淡遠初心,二戰逃難時所住星漢樓,出自蘇軾“時見疏星渡河漢”。偶然獨飲,見夜空月明星疏,與樓前流水相映成趣。同樣是逃難時所住沙坪小屋,也找到情趣,除了在空地種芭蕉等樹木花草,另養白鵝怡情。晚年所住日月樓一樣花草不缺,二樓朝南陽臺可看書,白天坐擁陽光,夜晚星月相伴。
緣緣堂最值一書。1927年,請弘一法師為住所取名。弘一囑在方紙上寫下可以互相搭配文字,揉成紙團,撒在供桌上抓鬮。兩次都是“緣”字,遂名緣緣堂。弘一寫緣緣堂橫額,先是“靈”存在,幾年以後完成心願,在故鄉石門灣建屋,形體真正出現。
豐子愷關注孩子,緣緣堂院裡安裝鞦韆,設兒童樂園。“爸爸請人在院子裡搭起架子,上面鋪上一大片竹簾,院子就曬不到太陽了。我們一大群孩子在竹簾下玩耍,摘幾張芭蕉葉子,鋪在地上,往上面一躺,葉子涼爽爽的,透過竹簾的縫隙還能看到閃爍的藍天。”幼女豐一吟這麼寫。孩子開心,父親心情寧和。緣緣堂日子是多產時期,完成4本閒適散文集,2本畫集,1本和裘夢痕合編的音樂入門讀本,3冊藝術研究著作。孩子們的形貌進入父親畫作。豐一吟說有一次弟弟問為何種菜不種花。“要種的,先種菜,後種花。”吃重要,美也重要。
“倘用估價錢的眼光來看事物,所見的世間就只有錢的一種東西,而更無別的意義,於是一切事物的意義就被減小了。”豐子愷在〈剪網〉這麼反思,他苦惱為何許多讓人愉悅的事物不能明晰顯露。他想找一把剪刀,將妨礙事物本身存在意義的世網剪破。他自稱三不先生,即不教書,不演講,不宴會。有條件任性,就可耍耍性子。他的漫畫和散文,不幸在充滿戰鬥性的文藝圈子中遭人非議。世人如今通達,和他相逢恨晚。
棄離紛爭 學習憐憫
“如果在現代要尋找陶淵明、王維這樣的人物,那麼就是他了。”這是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的話。日本人口稠密,壓力大,不少敏感日人喜寡淡人間。人間最怕政治,還好有文化交融彼此。豐子愷教人棄離紛爭,學習憐憫。不同國度的人相處時不一定得說利益,適可而止最好,童真才可雙贏。理性交往雖是工作所需,卻最為乏味,私心一來,更易生衝突。
“主人回來了,芭蕉鞠躬,櫻桃點頭,葡萄棚上特意飄下幾張葉子來表示歡迎。兩個小兒女跑來牽我的衣,老僕忙著打掃房間。老妻忙著燒素菜,……這裡是我的最自由,最永久的本宅。”這是豐子愷在〈家〉的句子,如此簡單的幸福在緣緣堂被毀以後得另找憑藉。亂世中有形體的家不再是避難所,他的半生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澳大利亞學者白傑明著有《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抽絲剝繭探討豐子愷不平凡一生。他的切入點,讓我們看到超脫的存在意義。白傑明說豐子愷在時局逼迫下不斷利用藝術逃難,逃向詩歌,逃向兒童,逃向佛法。
不管是漫畫或文章,表露的風格都是清新淡雅,明澈瑩潤,渾然天成。“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做能做的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勉強不虛偽。只言青山不言愁,即使日子貧困,精神上一樣有出口,繼續投入人生,體悟已知和未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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