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提高罚款，普通百姓受害

首先我认为当局最大的疏漏在于，把所有的违法惩罚焦聚于罚款，而忽略了另一产生更大阻遏效果─监禁。其实根据现有有关法令的第24条文，已阐明首次犯罪可被判不超过2年最高监禁，或重犯不超过5年最高监禁。

根据我的执业经验切身观察，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高官权贵，也许数百乃至数千万令吉罚款，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而毫发无损。但他们往往都无法接受自己沦为狱下囚，即便只是被剥夺短短1天自由。这主要出于尊严问题，认为类似监禁刑罚对他们名誉构成巨大侮辱。当然还有终身难以漂白的犯罪记录。

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当局一再声称早前在紧急状态期间修改有关法令所提高到10万令吉的最高罚款，依然无法对一些大企业起到遵守预防冠病传染的标准作业程序（SOP）作用。

如今信誓旦旦必须进一步提高到200万令吉才认为有效的时候，当局可有向我们透露过，究竟曾否依据现有的第24条文，向任何企业的董事、经理等展开涉及最高监禁不超过2年的刑事提控？是否有任何数据证明，这些大企业老板即便在有关条文下被判入狱后，依然顽固不灵、草菅人命？

坦白说，我们至今并没有看到任何类似案例，即便在半年前国内疫情最严峻，以及多地爆发连绵不断的工地感染群期间。接下来就轮到另一更有趣的核心问题，为何当局有令而不行，都不向这些大企业老板展开涉及监禁的刑事提控？

说穿了只因下面的执法官员往往都对他们以罚款（COMPOUND）了事，你知我知的没钱就万万不能。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即便进一步把最高罚款提高到1亿令吉不也于事无补？反而制造更多拥有太大权力的滥权执法官员。

而这又延伸到有关修正法案的另一层疑虑，即给予旗下执法官员向个人和组织开出最高1万和100万令吉的天价罚单。罚单通常指一些较为轻微而无需经过司法审讯的罪行，并赋权执法官员直接下罚，而领取者也承认有关指控。

但问题是，若我们的执法官员可以动辄向民间开出类似天价罚单，岂不比神圣法庭内那些受过判罚专业训练法官的权力还大？这些小拿破仑岂不急速膨胀为“大拿破仑”？乃至更严重执法双标，制造更多社会冤案？

当其它更严重商业犯罪如偷窃、欺诈等，一般法官顶多也只判以数千令吉罚款（外加监禁）刑罚，或比犯罪利益高出数倍的最高罚款。这显然已扰乱了大马刑事法底下的罪行必需与惩罚对称原则基础。

更重要的是，物极必反，当局本身必需警惕罚款数额一旦过高到一般平民无法负担的时候，那将导致另一层面社会问题的产生。只因在一般刑事法庭的判罚惯例里，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是替代惩罚，即首先判被告必需缴付某某数额罚款，若无法缴付则必需以坐牢多久代替。

例如若以上法案修正案一旦在国会通过，法庭可对某某违反标准作业程序者下判10万令吉罚款，若无法缴付则必需监禁7年。而在类似情况下，容我再度强调，对于那些大企业老板肯定没有问题。但对于一般财力有限的平民百姓而言，尤其许多因为早前疫情肆虐而近乎丢了工作、饭碗的打工仔而言，岂不雪上加霜近乎要了他们的命？除了本身被长期剥夺自由，也无法养家糊口，而最终造成另一种家庭悲剧的上演。

结果最终有向大企业起到阻遏作用吗？最终又是谁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