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健南.提高罰款，普通百姓受害

首先我認為當局最大的疏漏在於，把所有的違法懲罰焦聚於罰款，而忽略了另一產生更大阻遏效果─監禁。其實根據現有有關法令的第24條文，已闡明首次犯罪可被判不超過2年最高監禁，或重犯不超過5年最高監禁。

根據我的執業經驗切身觀察，對於那些有錢有勢的高官權貴，也許數百乃至數千萬令吉罰款，可能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而毫髮無損。但他們往往都無法接受自己淪為獄下囚，即便只是被剝奪短短1天自由。這主要出於尊嚴問題，認為類似監禁刑罰對他們名譽構成巨大侮辱。當然還有終身難以漂白的犯罪記錄。

但令人不解的是，雖然當局一再聲稱早前在緊急狀態期間修改有關法令所提高到10萬令吉的最高罰款，依然無法對一些大企業起到遵守預防冠病傳染的標準作業程序（SOP）作用。

如今信誓旦旦必須進一步提高到200萬令吉才認為有效的時候，當局可有向我們透露過，究竟曾否依據現有的第24條文，向任何企業的董事、經理等展開涉及最高監禁不超過2年的刑事提控？是否有任何數據證明，這些大企業老闆即便在有關條文下被判入獄後，依然頑固不靈、草菅人命？

坦白說，我們至今並沒有看到任何類似案例，即便在半年前國內疫情最嚴峻，以及多地爆發連綿不斷的工地感染群期間。接下來就輪到另一更有趣的核心問題，為何當局有令而不行，都不向這些大企業老闆展開涉及監禁的刑事提控？

說穿了只因下面的執法官員往往都對他們以罰款（COMPOUND）了事，你知我知的沒錢就萬萬不能。所以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即便進一步把最高罰款提高到1億令吉不也於事無補？反而製造更多擁有太大權力的濫權執法官員。

而這又延伸到有關修正法案的另一層疑慮，即給予旗下執法官員向個人和組織開出最高1萬和100萬令吉的天價罰單。罰單通常指一些較為輕微而無需經過司法審訊的罪行，並賦權執法官員直接下罰，而領取者也承認有關指控。

但問題是，若我們的執法官員可以動輒向民間開出類似天價罰單，豈不比神聖法庭內那些受過判罰專業訓練法官的權力還大？這些小拿破崙豈不急速膨脹為“大拿破崙”？乃至更嚴重執法雙標，製造更多社會冤案？

當其它更嚴重商業犯罪如偷竊、欺詐等，一般法官頂多也只判以數千令吉罰款（外加監禁）刑罰，或比犯罪利益高出數倍的最高罰款。這顯然已擾亂了大馬刑事法底下的罪行必需與懲罰對稱原則基礎。

更重要的是，物極必反，當局本身必需警惕罰款數額一旦過高到一般平民無法負擔的時候，那將導致另一層面社會問題的產生。只因在一般刑事法庭的判罰慣例裡，其中一種最常見的是替代懲罰，即首先判被告必需繳付某某數額罰款，若無法繳付則必需以坐牢多久代替。

例如若以上法案修正案一旦在國會通過，法庭可對某某違反標準作業程序者下判10萬令吉罰款，若無法繳付則必需監禁7年。而在類似情況下，容我再度強調，對於那些大企業老闆肯定沒有問題。但對於一般財力有限的平民百姓而言，尤其許多因為早前疫情肆虐而近乎丟了工作、飯碗的打工仔而言，豈不雪上加霜近乎要了他們的命？除了本身被長期剝奪自由，也無法養家餬口，而最終造成另一種家庭悲劇的上演。

結果最終有向大企業起到阻遏作用嗎？最終又是誰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