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从“多选一”到“二选一”的大马华社

此种投票取向在华社发酵应该从追溯，笔者将透过本文讲述这层变化。

进入讨论以前，有必要厘清大马“华人”的形成。华南移民大规模迁入马来亚和婆罗洲是19世纪中叶开始，而中国华南又有相当复杂的方言群体，包括闽南、客家、广东、潮汕、海南、福州等等，他们除了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和工作类型也有差异，这些籍贯之间缺乏交流，使得从华南到海外都出现不同籍贯活在不同生活圈的情形。另一方面，早期马新地区经常上演类似台湾的漳泉、闽客械斗，不同籍贯的角力牵连马来王室、商人和英殖民者的利益冲突（如1874年的霹雳州、雪兰莪的内战），可见，所谓“华人”在19世纪中末并不存在，个别方言群体皆以各自籍贯为认同。

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华人、唐人的认知伴随中国的国族建构而逐步成形，白话文运动、中文报纸和马新国民党支部巩固了“华人”的向心力。当然，单就中国时局变迁是无法促成马新华社的凝聚，马来社会的政治觉醒以及英国当局的政策是加速“华人”关键的变数。

根据统计，马新地区的华印人口从1921年46.4%爬升到1931年47.2%，到了1947年达到55%，华人于其中就占据44.7%，马来人和土著则从1921年的48.8%减少到1947年43,49%，族群比例逐年失衡的现象源自英殖民政府输入廉价的华印劳动，造成长期居住当地的马来社会倍感不安，深怕有朝一日“华人”成为“马来土地”的主人。是此，在排斥“华人”的情绪笼罩之下，一方面是马来社会不断施压英政府限制华印移民的移入，另一方面是政治觉醒的意识开始萌生。

在马来社会里面，保守右向的王室权贵，宗教司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以及深受印尼影响的左倾菁英，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左右光谱皆有不同的定位，可是对伊斯兰和马来语的认同却是三者的交集。而且在排斥“华人”的态度趋于一致，惟排他程度不同，如王室权贵要求英国保护马来人和限制非马来人，宗教司以“异端”（kafir）鄙视非马来人，左倾者则倡以马来人为不分肤色的国族认同，而“华人”带来的恐惧也强化马来社会对宗教、语言的推崇。某方面来说，华印移民是促成马来社会政治觉醒乃至民族主义的动能，其概念中的“华人”是整体的存在，华南的籍贯差别未被关注。因此，马新的“华人”是受外部压力所产生的认同。

尽管华人认同逐渐扎根，但认同的对象却有别。按照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说法，马新华人的认同对象可分为三类：效忠大英帝国的海峡华人，端看时下利益选择认同对象的骑墙派，以及心在中国的祖国派（又可细分为亲国民党和亲中共），基本上华人社会是认同分裂的状态。直到二战结束后，因日军统治激发的忧患意识和中国内战带动的风向，使华人对马来亚、婆罗洲的认同逐步占上风，自身权利的争取趋于强烈。

1946年马来亚联盟计划出台，马来社会掀起大反风，巫统的压力迫使英国撤回放宽移民申请公民权的打算。鉴于英国和巫统主宰马来亚政局，忽视非马来社会的抗议声浪（如1947年海峡华人领袖陈祯禄带头草拟的《人民宪章》完全不受英国和巫统搭理），被边缘化的马共在1948年发起武装斗争，当时的华社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转化为倾向马共，以致英国的镇压行动频频受阻，对此，除了集中建立新村管理华人，英殖民者还扶持海峡华人和华商代表建立马华公会，作为英国、巫统跟华人交流的桥樑。

马华的创立成为华社的新选项，从1952年地方选举和1955年自治邦选举便验证了华社支持马华的态度，起初排斥华人的巫统也开始放缓姿态，相应地降低申请的公民权门槛，然而，仍有为数不小的华人抗拒马华，特别是身处社会底层者，因为马共转入丛林，马来亚劳工党遂替补其留下的空缺，该党与马来左倾菁英建立的人民党在1957年创立社会主义阵线，挑战东姑领导的三党联盟。

1950、60年代，马华内部爆发路线之争，前马华领袖林苍祐出走，以槟城为基地，创立联合民主党跟马华竞争。此时，还有霹雳州的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联党、砂华公会、沙巴的联合党和民主党（1962年合并为沙华公会）等以华裔选民为本的政党，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在半岛拓展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行动党前身）。由此可见，马来亚、砂拉越和沙巴不乏关注华社诉求的政治力量，显示华裔选票一度是政党热衷追求的对象之一。

变化发生在1969年大选以后，首先，由于五一三惨案令在野党纷纷归巢，民政党（前身是联民党）、人进党、人联党加入拉萨主导的国阵，代表华社的反对力量仅剩民主行动党。接著，五一三族群暴动使华人长期对政治心生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集中支持国阵，以马华和行动党为例，从1974年到1999年期间马华得到的国会席次维持在17到30的范围，行动党最多也就1986年的24席，华裔为基础的政党因而难以生存，以往“多选一”的局面变成“二选一”。

多年的“二选一”令华社于政治地位越来越黯淡，一来是“同床异梦”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在国阵帐篷遭到巫统的分而治之，选区提名到国州议会代表始终限制在一个水平下，二来是行动党势单力薄，姿态再强硬也无法于国州议会阻挡国阵的横行霸道，前述困境驱使得华人必须寻找突破点。1986年董总署理主席林晃曻倡议“两个阵线”，试图游说一些马来政党为华人诉求奔波，道理犹如“不给糖就捣蛋”。当然，这种操作属于政治常态，没有任何道德包袱，只可以确定华人努力以选票拉拢更多政党殷勤，把政党为单位的“二选一”扩大为以联盟单位。

两线制构想的确在1990年代到2013年奏效，安华建立多元族群的公正党以及替阵、民联的构成，说明两线竞争成为在野党对抗执政党的战术。然而，根据长时间的演进，两线制的毛病屡见不鲜，例如，当两个阵线都拒绝为华社的政策偏好发声时，华裔选民该如何抉择？或者，当马来选区和马来选民的比例提高，华裔选票的影响力趋于弱化，其选票价值是否可以动员某个阵营“卖命”？

更重要的是，两线制仅起到加强和削弱的作用，无法造成政党轮替，2013年“505，换政府”不成就是最好例子。国阵之所以2018年大选倒台乃希盟和伊党同时分裂巫统巫统选票，换句话说，华社的“二选一”实验已宣告失败。

惟，两线制延伸的“二选一”态度其实也强化华社的认同，例如，尽管籍贯和地方（东马、西马）有别，农历、节庆、中文、风俗、饮食等却形成大马华人的文化符号，使得华人就一定要过新年，说中文，写汉写，用筷子吃饭的刻板产生。至于对中国的向往，实际上不是一种真诚的热爱，很多时候是凸显“华人性”的表象，否则，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中，将习近平看板也搬出来的马华就不会只有一国二州的成绩。况且，后中国崛起迄今，中共国策从“韬光养晦”的隐忍阶段转为“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也未能打动大马华人一窝蜂地移民中国。显而易见，大马华人对中国热爱是相当肤浅，当面临政治决断的关头（如选举投票），中国因素顿时化为灰烬，简言之，中国因素跟其他文化符号一样，纯粹是回应马来政治压力的文化符号之一。

我们经过2018年改朝换代的热血沸腾，领教过2020年喜来登政变到慕尤丁倒台的政庞土裂，时至今日，沙巴、马六甲到砂拉越的政治博弈超越华人想象，“二选一”或两线制的框架已无力回天，国阵、国盟和希盟之间的厮杀已成定局，甚至还有蠢蠢欲动、随时插一脚的民兴党和统民党，让马来西亚政局充斥更多不确定性。此时，华裔选民应抛弃以往“非马华，即火箭”的旧观念，是时候端看选区的竞争境况，根据政党竞争的激烈程度调整投票对象，尤其是在“多选一”的时候，确定手中的一票是流向最可能带来回馈和最能左右政局的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