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豪|從“多選一”到“二選一”的大馬華社

此種投票取向在華社發酵應該從追溯，筆者將透過本文講述這層變化。

進入討論以前，有必要釐清大馬“華人”的形成。華南移民大規模遷入馬來亞和婆羅洲是19世紀中葉開始，而中國華南又有相當複雜的方言群體，包括閩南、客家、廣東、潮汕、海南、福州等等，他們除了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和工作類型也有差異，這些籍貫之間缺乏交流，使得從華南到海外都出現不同籍貫活在不同生活圈的情形。另一方面，早期馬新地區經常上演類似臺灣的漳泉、閩客械鬥，不同籍貫的角力牽連馬來王室、商人和英殖民者的利益衝突（如1874年的霹靂州、雪蘭莪的內戰），可見，所謂“華人”在19世紀中末並不存在，個別方言群體皆以各自籍貫為認同。

20世紀初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人、華人、唐人的認知伴隨中國的國族建構而逐步成形，白話文運動、中文報紙和馬新國民黨支部鞏固了“華人”的向心力。當然，單就中國時局變遷是無法促成馬新華社的凝聚，馬來社會的政治覺醒以及英國當局的政策是加速“華人”關鍵的變數。

根據統計，馬新地區的華印人口從1921年46.4%爬升到1931年47.2%，到了1947年達到55%，華人於其中就佔據44.7%，馬來人和土著則從1921年的48.8%減少到1947年43,49%，族群比例逐年失衡的現象源自英殖民政府輸入廉價的華印勞動，造成長期居住當地的馬來社會倍感不安，深怕有朝一日“華人”成為“馬來土地”的主人。是此，在排斥“華人”的情緒籠罩之下，一方面是馬來社會不斷施壓英政府限制華印移民的移入，另一方面是政治覺醒的意識開始萌生。

在馬來社會里面，保守右向的王室權貴，宗教司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以及深受印尼影響的左傾菁英，他們在意識形態和左右光譜皆有不同的定位，可是對伊斯蘭和馬來語的認同卻是三者的交集。而且在排斥“華人”的態度趨於一致，惟排他程度不同，如王室權貴要求英國保護馬來人和限制非馬來人，宗教司以“異端”（kafir）鄙視非馬來人，左傾者則倡以馬來人為不分膚色的國族認同，而“華人”帶來的恐懼也強化馬來社會對宗教、語言的推崇。某方面來說，華印移民是促成馬來社會政治覺醒乃至民族主義的動能，其概念中的“華人”是整體的存在，華南的籍貫差別未被關注。因此，馬新的“華人”是受外部壓力所產生的認同。

儘管華人認同逐漸紮根，但認同的對象卻有別。按照歷史學家王賡武的說法，馬新華人的認同對象可分為三類：效忠大英帝國的海峽華人，端看時下利益選擇認同對象的騎牆派，以及心在中國的祖國派（又可細分為親國民黨和親中共），基本上華人社會是認同分裂的狀態。直到二戰結束後，因日軍統治激發的憂患意識和中國內戰帶動的風向，使華人對馬來亞、婆羅洲的認同逐步佔上風，自身權利的爭取趨於強烈。

1946年馬來亞聯盟計劃出臺，馬來社會掀起大反風，巫統的壓力迫使英國撤回放寬移民申請公民權的打算。鑑於英國和巫統主宰馬來亞政局，忽視非馬來社會的抗議聲浪（如1947年海峽華人領袖陳禎祿帶頭草擬的《人民憲章》完全不受英國和巫統搭理），被邊緣化的馬共在1948年發起武裝鬥爭，當時的華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轉化為傾向馬共，以致英國的鎮壓行動頻頻受阻，對此，除了集中建立新村管理華人，英殖民者還扶持海峽華人和華商代表建立馬華公會，作為英國、巫統跟華人交流的橋樑。

馬華的創立成為華社的新選項，從1952年地方選舉和1955年自治邦選舉便驗證了華社支持馬華的態度，起初排斥華人的巫統也開始放緩姿態，相應地降低申請的公民權門檻，然而，仍有為數不小的華人抗拒馬華，特別是身處社會底層者，因為馬共轉入叢林，馬來亞勞工黨遂替補其留下的空缺，該黨與馬來左傾菁英建立的人民黨在1957年創立社會主義陣線，挑戰東姑領導的三黨聯盟。

1950、60年代，馬華內部爆發路線之爭，前馬華領袖林蒼祐出走，以檳城為基地，創立聯合民主黨跟馬華競爭。此時，還有霹靂州的人民進步黨、砂拉越人聯黨、砂華公會、沙巴的聯合黨和民主黨（1962年合併為沙華公會）等以華裔選民為本的政黨，以及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在半島拓展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行動黨前身）。由此可見，馬來亞、砂拉越和沙巴不乏關注華社訴求的政治力量，顯示華裔選票一度是政黨熱衷追求的對象之一。

變化發生在1969年大選以後，首先，由於五一三慘案令在野黨紛紛歸巢，民政黨（前身是聯民黨）、人進黨、人聯黨加入拉薩主導的國陣，代表華社的反對力量僅剩民主行動黨。接著，五一三族群暴動使華人長期對政治心生恐懼，很長一段時間集中支持國陣，以馬華和行動黨為例，從1974年到1999年期間馬華得到的國會席次維持在17到30的範圍，行動黨最多也就1986年的24席，華裔為基礎的政黨因而難以生存，以往“多選一”的局面變成“二選一”。

多年的“二選一”令華社於政治地位越來越黯淡，一來是“同床異夢”馬華、民政黨和人聯黨在國陣帳篷遭到巫統的分而治之，選區提名到國州議會代表始終限制在一個水平下，二來是行動黨勢單力薄，姿態再強硬也無法於國州議會阻擋國陣的橫行霸道，前述困境驅使得華人必須尋找突破點。1986年董總署理主席林晃曻倡議“兩個陣線”，試圖遊說一些馬來政黨為華人訴求奔波，道理猶如“不給糖就搗蛋”。當然，這種操作屬於政治常態，沒有任何道德包袱，只可以確定華人努力以選票拉攏更多政黨殷勤，把政黨為單位的“二選一”擴大為以聯盟單位。

兩線制構想的確在1990年代到2013年奏效，安華建立多元族群的公正黨以及替陣、民聯的構成，說明兩線競爭成為在野黨對抗執政黨的戰術。然而，根據長時間的演進，兩線制的毛病屢見不鮮，例如，當兩個陣線都拒絕為華社的政策偏好發聲時，華裔選民該如何抉擇？或者，當馬來選區和馬來選民的比例提高，華裔選票的影響力趨於弱化，其選票價值是否可以動員某個陣營“賣命”？

更重要的是，兩線制僅起到加強和削弱的作用，無法造成政黨輪替，2013年“505，換政府”不成就是最好例子。國陣之所以2018年大選倒臺乃希盟和伊黨同時分裂巫統巫統選票，換句話說，華社的“二選一”實驗已宣告失敗。

惟，兩線制延伸的“二選一”態度其實也強化華社的認同，例如，儘管籍貫和地方（東馬、西馬）有別，農曆、節慶、中文、風俗、飲食等卻形成大馬華人的文化符號，使得華人就一定要過新年，說中文，寫漢寫，用筷子吃飯的刻板產生。至於對中國的嚮往，實際上不是一種真誠的熱愛，很多時候是凸顯“華人性”的表象，否則，2018年第十四屆大選中，將習近平看板也搬出來的馬華就不會只有一國二州的成績。況且，後中國崛起迄今，中共國策從“韜光養晦”的隱忍階段轉為“偉大復興”的雄心壯志，也未能打動大馬華人一窩蜂地移民中國。顯而易見，大馬華人對中國熱愛是相當膚淺，當面臨政治決斷的關頭（如選舉投票），中國因素頓時化為灰燼，簡言之，中國因素跟其他文化符號一樣，純粹是回應馬來政治壓力的文化符號之一。

我們經過2018年改朝換代的熱血沸騰，領教過2020年喜來登政變到慕尤丁倒臺的政龐土裂，時至今日，沙巴、馬六甲到砂拉越的政治博弈超越華人想象，“二選一”或兩線制的框架已無力迴天，國陣、國盟和希盟之間的廝殺已成定局，甚至還有蠢蠢欲動、隨時插一腳的民興黨和統民黨，讓馬來西亞政局充斥更多不確定性。此時，華裔選民應拋棄以往“非馬華，即火箭”的舊觀念，是時候端看選區的競爭境況，根據政黨競爭的激烈程度調整投票對象，尤其是在“多選一”的時候，確定手中的一票是流向最可能帶來回饋和最能左右政局的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