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教授|管控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关系

今天人们熟悉的花园城市规划理念，就是在1898年由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他将城市与乡村各有优点结合，而设计出人类的宜居社区。

如说需要乃是发明之母，英国因为严重工业污染而发掘出新对策，但对非洲和其他工业落后国家即使有发展工业的需要，却因无法成功取得突破，国内消费和能源消耗也不高，污染不算严重，那么这类国家是不是就没需要与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关键是，不管你排放温室气体多少或参与国际合作与否，污染物质的流动却是不分国界的。气候变化影响的是整个地球，发达或欠发达国家都在同一条船上，灾难则无一幸免。再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商品供应链错综复杂，即使一个小岛国，也难免参与某个商品供应链的其中一端。尽管国与国之间存有利益冲突、文化宗教差异、外贸经济上的竞争和其他差异，面对未来共同存亡的关键问题，想置身事外是不太可能了。

自气候变化峰会开展30多年以来，合作和应对机制不断提出，但效果仍然不大、困难重重。2015年的巴黎峰会，领军带头的欧盟曾做过很大的动员工作，呼吁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与减排温室气体。当时印度坦诚说自己是新兴经济体，现代工业正在起步，难于参与高度要求的减排计划，并提出要求先进国必须提供财政、科技和实体支持才可以做到一定的减排。

抗拒的不单是开发中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像俄罗斯、土耳其之外，还有美国的立场也暧昧，因此就连自称热衷环保的澳洲也尾随其后，以减排不利于澳洲经济发展而表示抗拒。许多欠发达国家对减排带来的额外财政开销、履行措施等技术问题也迟疑不前、态度冷漠。

最贫困的开发中国家的问题最多也最棘手。譬如说，经济落后的广袤非洲大陆国家，人民基本温饱和有实质内容的就业问题都无法解决，哪来资源和能力顾及气候变暖以及与先进国家一道共同筹划应对？即使没有大气污染和气温上升，这类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少不了水源和食物污染、流行疾病的侵袭、因缺粮或内战而流离失所。

这些贫困国家政府最关注的，莫过于停止内战、促进社会安定，国际社会能给予他们实质的帮助，包括取得清洁水源、阻止沙漠扩大化、发展经济和建设最基本的安全网，以求稳定政治局面。要他们参与对抗气候变暖、全球温室气体加剧？答案是，对不起，无法办到。

纵观之，站在不分贫富，但命运相同的原则，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终归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成功落实方案就是双赢。贫穷国家无法办到的事，富裕国也唯有增加对贫穷国家的低碳发电的财政和技术资助，并支持他们的减贫工作和改善行政效率等渠道，才能达致全球减缓碳排放量。只要合作中经济落后国家从中取得经济和环境效益，就更能体谅国际对减排的要求，不再会因贫穷而继续滥伐森林和破坏自然环境。

理论上，开发国际合作是好原则，但西方国家在资助落后国家的环保包括技术转让和培训工作，迄今仍然差强人意。譬如2001年起草的“马拉克什协议”内容，目标就是要增加技术转让，但20年下来，还远离当年订下的目标甚远，而处理滥伐森林问题上，同样令人失望。诚然，西方各国尽可诉说接受支援国家的政府态度消极、工作不配合、支助人员资历不足以及基本设备差等，但提供支援的西方专家团队也绝不可把援助视为慈善行动，而应将自己的任务看成是保卫地球和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一种投资。

对于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西方国家必须谅解它们的经济发展对煤炭有强烈的依赖性。中国和印度虽尽可能实现多样化能源的渠道和提高燃煤发电厂的热效率，但到2030年，它们仍会是全球最主要的煤炭消费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偏高，对减缓气候变化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比起退出“巴黎协定”的特朗普，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对气候议题重视得多。拜登除了重返“巴黎协定”，还任命气候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商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基于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不但在国际贸易、民主价值观、外交军事、全球影响力和地区安全秩序等领域都存有激烈竞争，双方能在认知仍存在分歧而采取互信及合作态度确难能可贵。须知，缺少了中美对气候变化的真诚合作，全球气候议题就没实质意义，欧盟再努力也难于取得良好的整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