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志教授|管控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關係

今天人們熟悉的花園城市規劃理念，就是在1898年由英國城市學家霍華德提出，他將城市與鄉村各有優點結合，而設計出人類的宜居社區。

如說需要乃是發明之母，英國因為嚴重工業汙染而發掘出新對策，但對非洲和其他工業落後國家即使有發展工業的需要，卻因無法成功取得突破，國內消費和能源消耗也不高，汙染不算嚴重，那麼這類國家是不是就沒需要與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關鍵是，不管你排放溫室氣體多少或參與國際合作與否，汙染物質的流動卻是不分國界的。氣候變化影響的是整個地球，發達或欠發達國家都在同一條船上，災難則無一倖免。再說，在全球化的今天，商品供應鏈錯綜複雜，即使一個小島國，也難免參與某個商品供應鏈的其中一端。儘管國與國之間存有利益衝突、文化宗教差異、外貿經濟上的競爭和其他差異，面對未來共同存亡的關鍵問題，想置身事外是不太可能了。

自氣候變化峰會開展30多年以來，合作和應對機制不斷提出，但效果仍然不大、困難重重。2015年的巴黎峰會，領軍帶頭的歐盟曾做過很大的動員工作，呼籲發展中國家更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與減排溫室氣體。當時印度坦誠說自己是新興經濟體，現代工業正在起步，難於參與高度要求的減排計劃，並提出要求先進國必須提供財政、科技和實體支持才可以做到一定的減排。

抗拒的不單是開發中國家，採取觀望態度的像俄羅斯、土耳其之外，還有美國的立場也曖昧，因此就連自稱熱衷環保的澳洲也尾隨其後，以減排不利於澳洲經濟發展而表示抗拒。許多欠發達國家對減排帶來的額外財政開銷、履行措施等技術問題也遲疑不前、態度冷漠。

最貧困的開發中國家的問題最多也最棘手。譬如說，經濟落後的廣袤非洲大陸國家，人民基本溫飽和有實質內容的就業問題都無法解決，哪來資源和能力顧及氣候變暖以及與先進國家一道共同籌劃應對？即使沒有大氣汙染和氣溫上升，這類國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本來就少不了水源和食物汙染、流行疾病的侵襲、因缺糧或內戰而流離失所。

這些貧困國家政府最關注的，莫過於停止內戰、促進社會安定，國際社會能給予他們實質的幫助，包括取得清潔水源、阻止沙漠擴大化、發展經濟和建設最基本的安全網，以求穩定政治局面。要他們參與對抗氣候變暖、全球溫室氣體加劇？答案是，對不起，無法辦到。

縱觀之，站在不分貧富，但命運相同的原則，為減緩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終歸是人類的共同利益，成功落實方案就是雙贏。貧窮國家無法辦到的事，富裕國也唯有增加對貧窮國家的低碳發電的財政和技術資助，並支持他們的減貧工作和改善行政效率等渠道，才能達致全球減緩碳排放量。只要合作中經濟落後國家從中取得經濟和環境效益，就更能體諒國際對減排的要求，不再會因貧窮而繼續濫伐森林和破壞自然環境。

理論上，開發國際合作是好原則，但西方國家在資助落後國家的環保包括技術轉讓和培訓工作，迄今仍然差強人意。譬如2001年起草的“馬拉克什協議”內容，目標就是要增加技術轉讓，但20年下來，還遠離當年訂下的目標甚遠，而處理濫伐森林問題上，同樣令人失望。誠然，西方各國儘可訴說接受支援國家的政府態度消極、工作不配合、支助人員資歷不足以及基本設備差等，但提供支援的西方專家團隊也絕不可把援助視為慈善行動，而應將自己的任務看成是保衛地球和人類未來共同命運的一種投資。

對於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西方國家必須諒解它們的經濟發展對煤炭有強烈的依賴性。中國和印度雖儘可能實現多樣化能源的渠道和提高燃煤發電廠的熱效率，但到2030年，它們仍會是全球最主要的煤炭消費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仍然偏高，對減緩氣候變化仍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比起退出“巴黎協定”的特朗普，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對氣候議題重視得多。拜登除了重返“巴黎協定”，還任命氣候特使克里和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商談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基於中美兩個最大經濟體不但在國際貿易、民主價值觀、外交軍事、全球影響力和地區安全秩序等領域都存有激烈競爭，雙方能在認知仍存在分歧而採取互信及合作態度確難能可貴。須知，缺少了中美對氣候變化的真誠合作，全球氣候議題就沒實質意義，歐盟再努力也難於取得良好的整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