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论戳破“国王新衣” 谁毁了多元彩虹的颜色？

她续说，虽然政治人物口头上经常说多元文化主义，但在实行政策时却没这种诚意，并举例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甚至将部分拨款受惠者区分为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某程度上就是在分化人民，这才是国家团结的最大障碍，也因此导致不少人民对政府政策没有信心。

她补充，国家团结部出台各项政策包括推动“2021至2030年国家团队行动计划”、“2021年2025我们@马来西亚家庭团结计划”，以及制定国家团结指数报告（IPNAS）等努力，最低的期望仅旨在不要把现况弄得更糟糕。

保留多元文化是现今趋势

陈穆红认为，多元族群文化不是国家团结之路的障碍，例如在冠病大流行期间，各族同胞都在相互接纳与帮助渡过难关。

她说，如今一些西方国家也在挣扎解决多元化课题，原因是他们发现，过去落实的同化政策所衍生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对原住民权益造成的伤害。

“比如纽西兰现今重新检视历史课程，规定一定要学习关于英国人定居殖民纽西兰时与毛利民族之间的关系及问题的历史，好让年轻一代了解为什么现在需要纠正那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政策的后果。”

她再举例，最近加拿大也在省思19至20世纪透过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同化的做法，被视为是文化的种族灭绝，直至现在依然在解决与纠正该政策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同化理念已经过时并违反人权，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我们不应该认为，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就该跟从，其实在大马，我们应该依据社会结构去思考国族认同的治理模式。”

多元文化是我国资产，但也可以沦为分化国民的工具。她强调，我国人民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共同前进。

她说，相比其他拥有不同族群的国家，我国各族依然保持和平共处的状态。“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包括非马来人需了解马来人群体的变化，看如何搭建沟通桥梁，与思维比较开放的马来人去合作，其合作空间是很大的。”

迪尼森：多元性应受到赞赏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民族研究所（KITA）研究员迪尼森（Denison Jayasooria）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而非同化政策。这种多元文化性质也反映在联邦宪法中，关于主要种族与文化群体之间的理解，即我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种族、宗教和语言群体。

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拥有共同的目的与目标，那就是这片土地的繁荣以及作为大马家庭的公平分享——不让任何人掉队。

“多元性是受到赞赏的，我们创造了彩虹的颜色，丰富的语言、种族、文化、服饰、食物、音乐和艺术增添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不仅是旅游潜力，还包括每个群体如何丰富我们自己。”

“例如华人以勤奋著称，但这也是爪哇背景的马来人或吉兰丹州女性的特点；马来人拥有音乐和创造力、沙巴砂拉越土著、印裔等各族社区都有各自专业知识。”

提及身分认同，他直言大马人民拥有多重身分。“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我们的种族背景是无法摒弃的，每个人都以这些为‘根’，问题在于我们是要排他性还是包容性、是否能够接受多元文化身分？”

他举例，虽然印裔的亚种族宗教或文化身分也受到祖父原籍地的影响，但仍视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在这里掌握马来语并采用大马风俗习惯，比如吃椰浆饭甚至唱“巷子猫”乐团的马来歌曲。

小事会被视为绊脚石

迪尼森补充，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每个人都享有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自由权利，但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建立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点，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斗争。

“但很多小事会被看作是绊脚石，就好像纠结于是否用手、勺子或筷子吃饭，或我们的着装。”

他坚信，政治领袖必须捍卫作为我国遗产的文化多样性，确认联邦宪法的平衡地位，如宗教、语言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要再将之政治化，才能在这片文化丰富的土地上继续百花齐放。

达祖丁：强迫会让“家”分崩离析

同化政策能促进国民团结？政治时评人达祖丁拉斯迪教授以家庭关系为例子：“丈夫、妻子和孩子在各方面都存有差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得跟自己一样，即使父母要求孩子遵循某些规范与传统也可能会被拒绝，一意孤行地强迫会让这个家分崩离析，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和宽容？”

他表示，人们需要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并感谢所有差异性，因为在本质上，一个家庭或足球队里都不可能出现完全无差异性，更何况是一个国家？

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都有各自历史背景，但达祖丁不喜欢谈论种族与宗教，而是更愿意谈个人、家庭、朋友和同事。“我不相信某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国家发展形成阻碍，问题在于还是有人认为，统一意味着所有人必须有同样的想法，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达到相同的目的。”

称马哈迪仍活在60年代

针对马哈迪提及的“同化论”，他表示自己百分之百不同意，因为这是1960年代已过时的思想和国家文化政策。

他解释，大马独立时期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当时的时代背景确实需要一些政策来领导国家朝某个方向发展，如需要制定共同国家语言，但这些都是过去式。随着越来越多人受教育后进步，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成熟，我们有办法沟通也可以控制很多事情，但马哈迪还生活在60年代，如同他会使用‘pendatang’（外来者）等形容词不断提醒人们以前的事。”

矛盾的是，尽管大马人的生活形态已不同，但达祖丁认为其思维模式仍变化不大，在种族政治的煽动中依然表现得脆弱且容易受影响。

“实际上，我觉得人民也没多大改变，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态度以及对这些课题给予一样的反应。”他补充，马哈迪是一个很精明的人，特别是他现在身处在一个小党，所发表的言论会使他出名。

应教育后代宗教价值

询及马来西亚该如何改革与前进？达祖丁重申，人民无法控制政治人物说的话，也无需指望下届大选会带来改变，但可以控制和选择自己要说什么话、保持沉默或用另种方式诠释。

“最好的方法就是人民必须做出改变，教育孩子和年轻后代更完整的历史、不同的宗教价值……他们必须回到欣赏其他差异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