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論戳破“國王新衣” 誰毀了多元彩虹的顏色？

她續說，雖然政治人物口頭上經常說多元文化主義，但在實行政策時卻沒這種誠意，並舉例2022年財政預算案中，甚至將部分撥款受惠者區分為馬來人和非馬來人，某程度上就是在分化人民，這才是國家團結的最大障礙，也因此導致不少人民對政府政策沒有信心。

她補充，國家團結部出臺各項政策包括推動“2021至2030年國家團隊行動計劃”、“2021年2025我們@馬來西亞家庭團結計劃”，以及制定國家團結指數報告（IPNAS）等努力，最低的期望僅旨在不要把現況弄得更糟糕。

保留多元文化是現今趨勢

陳穆紅認為，多元族群文化不是國家團結之路的障礙，例如在冠病大流行期間，各族同胞都在相互接納與幫助渡過難關。

她說，如今一些西方國家也在掙扎解決多元化課題，原因是他們發現，過去落實的同化政策所衍生的問題依然存在，特別是對原住民權益造成的傷害。

“比如紐西蘭現今重新檢視歷史課程，規定一定要學習關於英國人定居殖民紐西蘭時與毛利民族之間的關係及問題的歷史，好讓年輕一代瞭解為什麼現在需要糾正那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政策的後果。”

她再舉例，最近加拿大也在省思19至20世紀透過寄宿學校將原住民同化的做法，被視為是文化的種族滅絕，直至現在依然在解決與糾正該政策產生的問題；我們應該知道，同化理念已經過時並違反人權，也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

“我們不應該認為，別的國家這樣做我們就該跟從，其實在大馬，我們應該依據社會結構去思考國族認同的治理模式。”

多元文化是我國資產，但也可以淪為分化國民的工具。她強調，我國人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建立一個包容性的國家，共同前進。

她說，相比其他擁有不同族群的國家，我國各族依然保持和平共處的狀態。“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包括非馬來人需瞭解馬來人群體的變化，看如何搭建溝通橋樑，與思維比較開放的馬來人去合作，其合作空間是很大的。”

迪尼森：多元性應受到讚賞

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民族研究所（KITA）研究員迪尼森（Denison Jayasooria）強調，我國實行的是多元文化主義而非同化政策。這種多元文化性質也反映在聯邦憲法中，關於主要種族與文化群體之間的理解，即我們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種族、宗教和語言群體。

他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擁有共同的目的與目標，那就是這片土地的繁榮以及作為大馬家庭的公平分享——不讓任何人掉隊。

“多元性是受到讚賞的，我們創造了彩虹的顏色，豐富的語言、種族、文化、服飾、食物、音樂和藝術增添了豐富的文化遺產，這不僅是旅遊潛力，還包括每個群體如何豐富我們自己。”

“例如華人以勤奮著稱，但這也是爪哇背景的馬來人或吉蘭丹州女性的特點；馬來人擁有音樂和創造力、沙巴砂拉越土著、印裔等各族社區都有各自專業知識。”

提及身分認同，他直言大馬人民擁有多重身分。“我們是馬來西亞人，但我們的種族背景是無法摒棄的，每個人都以這些為‘根’，問題在於我們是要排他性還是包容性、是否能夠接受多元文化身分？”

他舉例，雖然印裔的亞種族宗教或文化身分也受到祖父原籍地的影響，但仍視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在這裡掌握馬來語並採用大馬風俗習慣，比如吃椰漿飯甚至唱“巷子貓”樂團的馬來歌曲。

小事會被視為絆腳石

迪尼森補充，基於《世界人權宣言》每個人都享有文化、語言和宗教的自由權利，但作為一個國家，必須建立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共同點，這就是馬來西亞的鬥爭。

“但很多小事會被看作是絆腳石，就好像糾結於是否用手、勺子或筷子吃飯，或我們的著裝。”

他堅信，政治領袖必須捍衛作為我國遺產的文化多樣性，確認聯邦憲法的平衡地位，如宗教、語言和社會經濟發展，不要再將之政治化，才能在這片文化豐富的土地上繼續百花齊放。

達祖丁：強迫會讓“家”分崩離析

同化政策能促進國民團結？政治時評人達祖丁拉斯迪教授以家庭關係為例子：“丈夫、妻子和孩子在各方面都存有差異，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變得跟自己一樣，即使父母要求孩子遵循某些規範與傳統也可能會被拒絕，一意孤行地強迫會讓這個家分崩離析，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接受和寬容？”

他表示，人們需要接受不同的價值觀並感謝所有差異性，因為在本質上，一個家庭或足球隊裡都不可能出現完全無差異性，更何況是一個國家？

每個人乃至每個族群都有各自歷史背景，但達祖丁不喜歡談論種族與宗教，而是更願意談個人、家庭、朋友和同事。“我不相信某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對國家發展形成阻礙，問題在於還是有人認為，統一意味著所有人必須有同樣的想法，但其實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去達到相同的目的。”

稱馬哈迪仍活在60年代

針對馬哈迪提及的“同化論”，他表示自己百分之百不同意，因為這是1960年代已過時的思想和國家文化政策。

他解釋，大馬獨立時期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當時的時代背景確實需要一些政策來領導國家朝某個方向發展，如需要制定共同國家語言，但這些都是過去式。隨著越來越多人受教育後進步，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

“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成熟，我們有辦法溝通也可以控制很多事情，但馬哈迪還生活在60年代，如同他會使用‘pendatang’（外來者）等形容詞不斷提醒人們以前的事。”

矛盾的是，儘管大馬人的生活形態已不同，但達祖丁認為其思維模式仍變化不大，在種族政治的煽動中依然表現得脆弱且容易受影響。

“實際上，我覺得人民也沒多大改變，我們說著一樣的語言、一樣的態度以及對這些課題給予一樣的反應。”他補充，馬哈迪是一個很精明的人，特別是他現在身處在一個小黨，所發表的言論會使他出名。

應教育後代宗教價值

詢及馬來西亞該如何改革與前進？達祖丁重申，人民無法控制政治人物說的話，也無需指望下屆大選會帶來改變，但可以控制和選擇自己要說什麼話、保持沉默或用另種方式詮釋。

“最好的方法就是人民必須做出改變，教育孩子和年輕後代更完整的歷史、不同的宗教價值……他們必須回到欣賞其他差異的基本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