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特辑/40后】意识形态真难了解/碧澄（吉隆坡）

人类被誉为万物之灵，“万物”想必没有反对此说法的声浪。如今科学的进展一日千里，医学界、物理界、宇航界等等有了许多突破，乃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对于人之为人，生物之为生物，许多生命之谜，谜底依然未能揭开。宗教与科学或哲学，日后或许一直各依其理，分道扬镳；或许相辅相成，双轨而行或混合并进，谁能预料？

在世上活了80年，我觉得最难了解的是意识形态。它附于个人的思维以致演变成为行动指引或生活方式，这种思想行为的酝酿变化程序十分复杂，不易理性分析。把它简单化、具体化，变成思想体系或政治制度，则往往流于不能说明它实际之为物，更难以说明其发展的过程或对一个人或一群人所产生的改变或作用。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我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而不自觉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说大部分华人，尤其是年轻一群都倾向于社会主义，极少部分（以中学生占多数）为西方国家提供情报以挣取可观的报酬。我是另一类，表面上无疑十足同情左倾思路，不屑于右倾分子所为，然而我总是站在自己的立脚点，不偏不倚，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根据我的观察，家境是促使一个人改变其思想的主要因素，环境、友朋或接触的书报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年轻伙子，血气方刚，公正、美好生活的憧憬无疑是把一个人推向某个方向的巨大动力。老实说，这几个因素或条件我都具备，我可自始到终，我行我素，完全不为四周氛围所动。

在中学的几年，课余大部分时间用在为个人或家庭分担一点责任的力气活儿上，例如替咖啡店、住家以及自己家里（从巴士车修理厂）挑自来水、替人把一节节的橡胶木劈成一条条的木柴、到铁厂前面的垃圾堆捡拾铜铁碎屑去卖、到锯板厂以麻包袋收集木糠回家煮猪馊喂猪、到金山沟把水笔射出来的硬木抬回家去晒干当柴烧，或是走到铁轨两旁去砍较粗的野山茶回家当燃料，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则有更充足的时间利用。那时老师给的功课不多，除了数学练习，主要是两周一篇周记和作文，作文有时在班上写好，就不必带回家去做。课外书往往是晚间在煤油灯或煤气灯下一页页读下去的。

学校曾有过一两次“学潮”（出来社会做事才得知的），我们比较低班的随着大伙儿走出课室听几位学长慷慨激昂地讲话，然后排队回去照常上课，汗流浃背，莫明其妙。老师也没有解释，只是关怀的吩咐我们把汗揩干，准备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