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黄惠康.海上结亲缘 历久更弥新

这份亲缘，在两岸先贤志士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厚重、深远。

槟城孙中山革命事业转折点

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提出“振兴中华”，倡导“三民主义”。其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中，也早已与马来西亚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孙中山曾在1905-1911年间数次下南洋访槟城，有“九次革命，五过槟城”之说。2001年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开馆，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亲自主持开幕礼。

槟城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转折点。从1895年到1910年，孙中山接连发动了9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革命事业跌至谷底。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7月19日来到槟城，将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从新加坡迁到槟城，附设于打铜仔街120号的槟城阅书报社内（现为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所在地），后在此创立了至今世界报业史上发行最悠久的华文报《光华日报》。11月13日，孙中山召集同志在槟城柑仔园404号寓所筹划新的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次日在槟城阅书报社再次召开大会，这个会议历史称为“庇能会议”。会议中孙中山发表演说为起义募捐，其以天下为公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与会者，并当场筹得八千大洋钱。对于刚历经9次起义失败以及听闻母亲去世噩耗的孙中山来说，此时正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困苦的日子，槟城革命党人的拥护支持，犹如亲人一般，为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然而此次起义再遭失败，名垂青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是南洋华侨，其中4人来自槟城。

革命党人并没有泄气，在孙中山的组织领导和革命精神感召下，大家“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最终于1911年10月10日迎来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点燃了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独立自强的火种，为中国的文明进步打开了大门。

马来西亚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席林玉裳女士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华人文化传播和潮汕文化保护及传承工作的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她曾感慨“如果没有庇能会议，中国近代史有可能要重写”。2016年，马来西亚多地隆重庆祝孙中山150周年诞辰，彰显了中马友好的深厚渊源。

伍连德君子临危受命

在马来西亚的槟城，还诞生过一位挽救过中国国运的人物。他不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也是诺贝尔奖史上首位华人候选人，但也是一位低调的医学斗士。他叫伍连德，字星联。梁启超先生曾赞誉此人：“科学输人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连德（1879-1960年）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普通的华人移民家庭。1896年, 成绩优异的他，顺利进入到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习医学。1902年，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1903年学成归来回到槟城。

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怀揣报国之心的伍连德于1907年就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并运用其在西方的所学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

1910年，东北地区突然爆发大规模鼠疫，上万人死于疫情。更可怕的是，因为东三省是当时中国铁路网络最发达的地区，疫情沿交通线迅速扩散。不仅如此，东三省复杂险恶的政治局势令疫情控制困难重重，俄国和日本对该地区一直虎视耽耽，企图通过控制疫情治理话语权，插手东北地区的政治，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一面是肆虐传播的疫情，一面是漠视疫情的民众和居心叵测的外敌，如果处理失妥，不但会导致疫情失控，甚至可能引起外交纠纷。

君子临危受命，伍连德勇敢站了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仅具有流行病学、细菌学知识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承担为民解难的重任。在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被委任为瘟疫调查员，迅速前往哈尔滨调查疫情。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伍连德，在来到哈尔滨后，就接连干了几件令国人震惊的大事。

一是解剖死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解剖。背负着法律的严令禁止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伍连德通过对染病死者进行病理解剖，了解感染特征，结合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和路线制订疫情控制方案。经过多方努力，说服当地政府和俄国方面负责人出动军队参加防疫，检查流动人群特别是加强铁路检查，对可疑病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二是设立检疫所。这是始创自中国的自主防疫机构，通过联络各海港同时实行检疫，开与瘟疫分秒必争。

三是火化感染尸体。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这可能是最为危险的传染源。在地方士绅支持下，伍连德上奏朝廷，请求集体火化这些尸体，清政府的处理表现罕见的开明和高效，迅即照准。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灭疫火化，整整焚尸三天。

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这场鼠疫在4月底得到全面控制。

同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也是自古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伍连德力压鼠疫研究泰斗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担任了本次大会的主席。本次会议对于提高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事业在世界的地位发展自然是不言而喻。

伍连德先后共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上海、东北等地的多场鼠疫。他是一名“鼠疫斗士”，更是一名逆行者。1937年，饱经沧桑的伍连德举家离开上海，回到了南洋老家槟城。

数十年过去，当2020年的冠病疫情再次肆虐全球，同样也不能隔阻中马的亲密联系。面对疫情挑战，中马双方从官方到民间，都互相支持、共克时艰，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分享抗疫经验、支援防疫物资等，传递了双方患难与共的情谊，也传递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1939年，中国全面抗战已有2年，沿海口岸相继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也先后断绝，几乎所有的国际通道被日军封锁，只剩下一条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滇（昆明）缅（缅甸）公路。

南侨机工不灭功勋

当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得知国内急缺熟练司机和技工后，发布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1939—1942年间，就在这条抗战生命线上，3192名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9批抵达云南昆明，承担起在滇缅公路运送国际援助抗战物资的重任，共同参加抗战。据统计，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其中很大部分是由南侨机工运送。

当时的滇缅公路，是抗战爆发后紧急抢修的简易公路，翻越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横穿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等急流险滩，道路极为险峻，而公路不少地段瘴气肆虐，加之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人们也称之为“死亡公路”。在这样险恶的条件下，南侨机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运送抗战物资。留居云南的机工罗开瑚老人回忆起最危险的路段南天门：“又窄又陡，旁边就是悬崖，看不到底。车上必须带跳板，遇上窄路时随时铺设，让车轮凌空开过去。”此番画面想来无不令人心惊肉跳。

6年的时间里，1000多名南侨机工因战火、车祸或是疾病等长眠于此。

1942年5月，为阻止日军进攻，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惠通桥被爆破，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被迫解散，突然的失业使得南侨机工们顿感迷茫，而此时东南亚地区也基本被日军占领，归家无望，最终南侨机工们有约千人留在云南，战后才回到了马来西亚。

南侨机工的这一壮举，是近百年来南洋800万华侨在民族危亡的特定情势下的爱国行动，也是中国华侨史上一次最集中、最有组织、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主义行动。1989年，云南省政府在昆明西山为南侨机工们修建了一座“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不灭功勋。

2014年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专程从吉隆坡前往霹雳州怡保市看望97岁高龄的抗战老英雄——南洋华侨机工黄铁魂，他是当时马来西亚仍健在的4位南洋华侨机工之一。黄惠康大使赞赏老英雄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 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 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远赴中国抗战前线, 冒着枪林弹雨为抗日将士运输军需物资，是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为世界反法斯西战争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2015年，由中央电视台、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摄制，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6集高清纪录片《南侨机工》在国内正式开播，真实记录了3000多名卫国者经历的6年战争和4年漂泊生活。

2018年5月3日，海外最后一位南侨机工李亚留逝世，享年100岁。2020年10月29日，国内最后一位南侨机工张修隆在海南离世，享年102岁。南侨机工们相继离去，但这段历史我们将永远铭记。

中马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年代。

近代以来，大批华人南下定居马来西亚，经世代交替，始终与当地人民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华人文化传统已与马来西亚历史发展进程深深融合，甚至繁衍了中马血缘相通的峇峇娘惹独特族群。虽然峇峇娘惹的衣食习性已与当地其他华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依然保留了很多华人的传统风俗，并在传承与融合中成为南洋独有的文化奇观。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马两国切水不断的海上亲缘，沉淀为文明遗产，涌现出更多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伴随着人口迁徙、族群发展和海上贸易，民间海洋文化也逐步从我国闽南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其中“送王船”作为中国第一个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申遗成功的项目，其意深远。

“送王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遗产活动？

“送王船”植根于福建地区崇祀“代天巡狩王爷”（简称“王爷”）的民间信俗。“送王船”是沿海渔港、渔村古已有之的传统民俗，通过祭海神、悼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英灵，祈求海上靖安和渔发利市，是闽南百姓表达对海洋的敬畏和感恩而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已拥有600多年的历史。厦港渔家的“送王船”习俗，还糅合了“王爷（郑成功）精神”。据传此俗源于闽南，明末清初渔家为缅怀郑成功的丰功伟绩，以王爷作为代天巡狩的神而奉祀。这一种民俗在“文革”期间曾中断。1995年在厦门住民的倡议下重新恢复。

“王船”或是用杉木制成，或是纸制，“王船”的尺寸、结构都近似于真船，船桅、船帆样样不缺，融合了造船、建筑、民间彩绘等多项闽南传统技艺。“送王船”的时间一般通过掷筊在固定的农历月份确定。仪式依序有“王船”的制造、出仓、祭奠、巡境、焚烧等。依照古礼，活动维持5天，其间还有斋醮、歌仔戏表演等民俗活动交叉进行，大鼓凉伞、舞龙、歌仔戏等精彩节目也会陆续上演，把“王爷”请上“王船”，用红袋子装好猪头、猪肚、鸡、鸭、鱼等五牲祭拜，载上柴、米、油、盐以至各项生活用品等实物，随后将这些祭品投入海中，以祭拜神仙和葬身大海的人们。点火仪式后，“王船”焚烧数小时后化为灰烬，仪式结束。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闽南地区和马六甲沿海地区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既有共性，又有地方性。在闽南地区，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在马六甲，则多在农历闰年于旱季择吉日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或长达数月。

2011年，“送王船”进入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2013年，“送王船”进入马来西亚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成为中马两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 2016年，中国厦门和马来西亚马六甲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历时4年，2020年12月17日，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属于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类），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与其他海洋活动相同的是，“送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为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对话资源；其承载的观察气象、潮汐、洋流、风候、牵星图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在海上进行捕捞、养殖和贸易等生产生活实践的智慧的结晶，融合体现了传统手工艺、表演艺术、口头传统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当代传承，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

“送王船”的活动贯穿着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理解，而集体行动有助于减缓海难等突发事故给社区民众造成的心理震荡，具有重建社区联系和提供精神慰藉的作用。民众相信祭祀的诚意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弘扬正气的价值取向客观上规范了社区成员的行为方式。相关社区民众通过特定文化空间中的集体仪式活动，促进了社区文化认同和社会和睦，集体共同调适灾难后的痛苦记忆。

“送王船”有其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其所承载的传统知识和民间智慧丰富了当前社区的生活世界，贯穿着有关风险和灾难的持续性反思。在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该遗产项目具有增强人们风险防范意识和灾难管理的作用，同时有助于促进生态保护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海洋活动不同的是，“送王船”还是大陆同海外华人华侨开展民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因人缘关系缔造了神缘关系，再由神缘关系密切人缘关系，对于“王爷”的崇拜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共同的信仰，是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寻根问祖和进香朝拜的“根”之一，它发挥着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

“送王船”的跨国度传播和跨文化融合，在人口移徙和海上贸易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密切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促进了群体之间、社区之间、族群之间的长期互动与和平共处，增强了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马两国联合申报并列入遗产名录后，双方将成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建立联合保护共同协作机制，支持中马“送王船”协同保护工作组实施《送王船联合保护行动计划（2021-2026年）》，共同履行进一步保护该遗产项目的承诺。中马两国也将以此为契机，推动《中马关于联合努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协议》签署，全方位开展国际间非遗领域的合作，让文化遗产成为实现人类持久和平的对话资源。

此次“送王船”联合申报，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城市厦门，与沿线重点城市马六甲文化间的对话，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见证，是以非遗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并探索出跨国联合申遗的经典案例。

“送王船”被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俱往矣，无数前辈先贤及仁人志士乘风而来，踏浪而去，为中马两国海上结亲缘付出毕生心血，中马友好必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马两国隔海相望、唇齿相依，未来将在血缘、地缘、人缘、情缘、商缘的揉合中亲上加亲！

（李娜，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黄惠康，中国原驻马来西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