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黃惠康.海上結親緣 歷久更彌新

這份親緣，在兩岸先賢志士們前仆後繼的努力下，變得越來越厚重、深遠。

檳城孫中山革命事業轉折點

近現代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為推翻在中國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提出“振興中華”，倡導“三民主義”。其矢志不渝的奮鬥歷程中，也早已與馬來西亞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

孫中山曾在1905-1911年間數次下南洋訪檳城，有“九次革命，五過檳城”之說。2001年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開館，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親自主持開幕禮。

檳城可以說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轉折點。從1895年到1910年，孫中山接連發動了9次起義，均以失敗告終，革命事業跌至谷底。孫中山先生於1910年7月19日來到檳城，將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從新加坡遷到檳城，附設於打銅仔街120號的檳城閱書報社內（現為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所在地），後在此創立了至今世界報業史上發行最悠久的華文報《光華日報》。11月13日，孫中山召集同志在檳城柑仔園404號寓所籌劃新的武裝起義——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次日在檳城閱書報社再次召開大會，這個會議歷史稱為“庇能會議”。會議中孫中山發表演說為起義募捐，其以天下為公的精神深深感染了與會者，並當場籌得八千大洋錢。對於剛歷經9次起義失敗以及聽聞母親去世噩耗的孫中山來說，此時正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困苦的日子，檳城革命黨人的擁護支持，猶如親人一般，為他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帷幕。然而此次起義再遭失敗，名垂青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是南洋華僑，其中4人來自檳城。

革命黨人並沒有洩氣，在孫中山的組織領導和革命精神感召下，大家“以浩氣赴事功，置死生於度外”，最終於1911年10月10日迎來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的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點燃了積貧積弱的中國走向獨立自強的火種，為中國的文明進步打開了大門。

馬來西亞檳城古蹟信託會主席林玉裳女士是一位長期致力於華人文化傳播和潮汕文化保護及傳承工作的馬來西亞第三代華人，她曾感慨“如果沒有庇能會議，中國近代史有可能要重寫”。2016年，馬來西亞多地隆重慶祝孫中山150週年誕辰，彰顯了中馬友好的深厚淵源。

伍連德君子臨危受命

在馬來西亞的檳城，還誕生過一位挽救過中國國運的人物。他不但是中國現代醫學的奠基人之一，還是劍橋大學第一位華人醫學博士，也是諾貝爾獎史上首位華人候選人，但也是一位低調的醫學鬥士。他叫伍連德，字星聯。梁啟超先生曾讚譽此人：“科學輸人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伍連德（1879-1960年）祖籍廣東臺山，出生於馬來亞檳城一個普通的華人移民家庭。1896年, 成績優異的他，順利進入到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學習醫學。1902年，他先後到英國利物浦熱帶醫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進修。1903年學成歸來回到檳城。

一個陰差陽錯的機會，懷揣報國之心的伍連德於1907年就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並運用其在西方的所學為中國培養醫學人才。

1910年，東北地區突然爆發大規模鼠疫，上萬人死於疫情。更可怕的是，因為東三省是當時中國鐵路網絡最發達的地區，疫情沿交通線迅速擴散。不僅如此，東三省複雜險惡的政治局勢令疫情控制困難重重，俄國和日本對該地區一直虎視耽耽，企圖通過控制疫情治理話語權，插手東北地區的政治，戰爭可能一觸即發。一面是肆虐傳播的疫情，一面是漠視疫情的民眾和居心叵測的外敵，如果處理失妥，不但會導致疫情失控，甚至可能引起外交糾紛。

君子臨危受命，伍連德勇敢站了出來，在當時的情形下，他也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不僅具有流行病學、細菌學知識以及豐富的臨床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承擔為民解難的重任。在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薦下，伍連德被委任為瘟疫調查員，迅速前往哈爾濱調查疫情。受命於危難之中的伍連德，在來到哈爾濱後，就接連幹了幾件令國人震驚的大事。

一是解剖死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人體解剖。揹負著法律的嚴令禁止和輿論的巨大壓力，伍連德通過對染病死者進行病理解剖，瞭解感染特徵，結合疫情傳播蔓延的方式和路線制訂疫情控制方案。經過多方努力，說服當地政府和俄國方面負責人出動軍隊參加防疫，檢查流動人群特別是加強鐵路檢查，對可疑病人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

二是設立檢疫所。這是始創自中國的自主防疫機構，通過聯絡各海港同時實行檢疫，開與瘟疫分秒必爭。

三是火化感染屍體。這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然而僅哈爾濱傅家甸墳場就露天停放了數千具屍體，這可能是最為危險的傳染源。在地方士紳支持下，伍連德上奏朝廷，請求集體火化這些屍體，清政府的處理表現罕見的開明和高效，迅即照準。1911年1月30日，伍連德指揮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滅疫火化，整整焚屍三天。

經過數月奮戰，伍連德和他的戰友們終於使這場鼠疫在4月底得到全面控制。

同月，清政府在奉天（今瀋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也是自古以來首次在中國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來自12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伍連德力壓鼠疫研究泰斗日本專家北里柴三郎，擔任了本次大會的主席。本次會議對於提高中國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事業在世界的地位發展自然是不言而喻。

伍連德先後共撲滅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上海、東北等地的多場鼠疫。他是一名“鼠疫鬥士”，更是一名逆行者。1937年，飽經滄桑的伍連德舉家離開上海，回到了南洋老家檳城。

數十年過去，當2020年的冠病疫情再次肆虐全球，同樣也不能隔阻中馬的親密聯繫。面對疫情挑戰，中馬雙方從官方到民間，都互相支持、共克時艱，在疫情的不同階段伸出援助之手，通過分享抗疫經驗、支援防疫物資等，傳遞了雙方患難與共的情誼，也傳遞了戰勝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1939年，中國全面抗戰已有2年，沿海口岸相繼淪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鐵路也先後斷絕，幾乎所有的國際通道被日軍封鎖，只剩下一條被國際社會稱為“中國抗戰生命線”的滇（昆明）緬（緬甸）公路。

南僑機工不滅功勳

當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得知國內急缺熟練司機和技工後，發佈了南僑總會第六號通告，號召年輕司機和技工回國服務，共拯危亡。1939—1942年間，就在這條抗戰生命線上，3192名華僑青年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分9批抵達雲南昆明，承擔起在滇緬公路運送國際援助抗戰物資的重任，共同參加抗戰。據統計，滇緬公路共搶運約50萬噸軍需物資，其中很大部分是由南僑機工運送。

當時的滇緬公路，是抗戰爆發後緊急搶修的簡易公路，翻越高黎貢山等崇山峻嶺，橫穿怒江、瀾滄江、漾濞江等急流險灘，道路極為險峻，而公路不少地段瘴氣肆虐，加之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人們也稱之為“死亡公路”。在這樣險惡的條件下，南僑機工夜以繼日，出生入死地運送抗戰物資。留居雲南的機工羅開瑚老人回憶起最危險的路段南天門：“又窄又陡，旁邊就是懸崖，看不到底。車上必須帶跳板，遇上窄路時隨時鋪設，讓車輪凌空開過去。”此番畫面想來無不令人心驚肉跳。

6年的時間裡，1000多名南僑機工因戰火、車禍或是疾病等長眠於此。

1942年5月，為阻止日軍進攻，滇緬公路上的咽喉——惠通橋被爆破，滇緬公路中斷，南僑機工被迫解散，突然的失業使得南僑機工們頓感迷茫，而此時東南亞地區也基本被日軍佔領，歸家無望，最終南僑機工們有約千人留在雲南，戰後才回到了馬來西亞。

南僑機工的這一壯舉，是近百年來南洋800萬華僑在民族危亡的特定情勢下的愛國行動，也是中國華僑史上一次最集中、最有組織、影響最為深遠的愛國主義行動。1989年，雲南省政府在昆明西山為南僑機工們修建了一座“南僑機工抗日紀念碑”，以紀念他們的不滅功勳。

2014年8月15日是抗日戰爭勝利69週年紀念日來臨之際，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黃惠康專程從吉隆坡前往霹靂州怡保市看望97歲高齡的抗戰老英雄——南洋華僑機工黃鐵魂，他是當時馬來西亞仍健在的4位南洋華僑機工之一。黃惠康大使讚賞老英雄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 響應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的號召, 參加“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遠赴中國抗戰前線, 冒著槍林彈雨為抗日將士運輸軍需物資，是滇緬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為世界反法斯西戰爭和中華民族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2015年，由中央電視臺、昆明市委市政府聯合攝製，央視紀錄頻道承製的6集高清紀錄片《南僑機工》在國內正式開播，真實記錄了3000多名衛國者經歷的6年戰爭和4年漂泊生活。

2018年5月3日，海外最後一位南僑機工李亞留逝世，享年100歲。2020年10月29日，國內最後一位南僑機工張修隆在海南離世，享年102歲。南僑機工們相繼離去，但這段歷史我們將永遠銘記。

中馬友好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無論是戰時還是和平年代。

近代以來，大批華人南下定居馬來西亞，經世代交替，始終與當地人民和諧相處、共存共榮，華人文化傳統已與馬來西亞歷史發展進程深深融合，甚至繁衍了中馬血緣相通的峇峇孃惹獨特族群。雖然峇峇孃惹的衣食習性已與當地其他華人有所不同，但他們依然保留了很多華人的傳統風俗，並在傳承與融合中成為南洋獨有的文化奇觀。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中馬兩國切水不斷的海上親緣，沉澱為文明遺產，湧現出更多中華文化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傳播與交融的生動例證。伴隨著人口遷徙、族群發展和海上貿易，民間海洋文化也逐步從我國閩南傳播到東南亞地區，其中“送王船”作為中國第一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聯合申遺成功的項目，其意深遠。

“送王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遺產活動？

“送王船”植根於福建地區崇祀“代天巡狩王爺”（簡稱“王爺”）的民間信俗。“送王船”是沿海漁港、漁村古已有之的傳統民俗，通過祭海神、悼海上罹難者的亡魂（尊稱為“好兄弟”）英靈，祈求海上靖安和漁發利市，是閩南百姓表達對海洋的敬畏和感恩而舉行的一種祭祀活動，已擁有600多年的歷史。廈港漁家的“送王船”習俗，還糅合了“王爺（鄭成功）精神”。據傳此俗源於閩南，明末清初漁家為緬懷鄭成功的豐功偉績，以王爺作為代天巡狩的神而奉祀。這一種民俗在“文革”期間曾中斷。1995年在廈門住民的倡議下重新恢復。

“王船”或是用杉木製成，或是紙製，“王船”的尺寸、結構都近似於真船，船桅、船帆樣樣不缺，融合了造船、建築、民間彩繪等多項閩南傳統技藝。“送王船”的時間一般通過擲筊在固定的農曆月份確定。儀式依序有“王船”的製造、出倉、祭奠、巡境、焚燒等。依照古禮，活動維持5天，其間還有齋醮、歌仔戲表演等民俗活動交叉進行，大鼓涼傘、舞龍、歌仔戲等精彩節目也會陸續上演，把“王爺”請上“王船”，用紅袋子裝好豬頭、豬肚、雞、鴨、魚等五牲祭拜，載上柴、米、油、鹽以至各項生活用品等實物，隨後將這些祭品投入海中，以祭拜神仙和葬身大海的人們。點火儀式後，“王船”焚燒數小時後化為灰燼，儀式結束。

“送王船”是廣泛流傳於閩南地區和馬六甲沿海地區禳災祈安的民俗活動，既有共性，又有地方性。在閩南地區，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東北季風起時舉行；在馬六甲，則多在農曆閏年於旱季擇吉日舉行。儀式活動歷時數日，或長達數月。

2011年，“送王船”進入中國國家級非遺項目名錄。2013年，“送王船”進入馬來西亞國家級非遺項目名錄，成為中馬兩國人民共同的文化遺產。 2016年，中國廈門和馬來西亞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歷時4年，2020年12月17日，中國與馬來西亞聯合申報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繫的儀式及相關實踐”項目（屬於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類），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與其他海洋活動相同的是，“送王船”傳遞著人們對先輩走向海洋的歷史記憶，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尊重生命的理念，為推動包容性社會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對話資源；其承載的觀察氣象、潮汐、洋流、風候、牽星圖等海洋知識和航海技術，是人們長期在海上進行捕撈、養殖和貿易等生產生活實踐的智慧的結晶，融合體現了傳統手工藝、表演藝術、口頭傳統等文化表現形式的當代傳承，見證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

“送王船”的活動貫穿著人們對生死問題的理解，而集體行動有助於減緩海難等突發事故給社區民眾造成的心理震盪，具有重建社區聯繫和提供精神慰藉的作用。民眾相信祭祀的誠意會得到上天的護佑，弘揚正氣的價值取向客觀上規範了社區成員的行為方式。相關社區民眾通過特定文化空間中的集體儀式活動，促進了社區文化認同和社會和睦，集體共同調適災難後的痛苦記憶。

“送王船”有其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其所承載的傳統知識和民間智慧豐富了當前社區的生活世界，貫穿著有關風險和災難的持續性反思。在城市化和社會轉型的進程中，該遺產項目具有增強人們風險防範意識和災難管理的作用，同時有助於促進生態保護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與其他海洋活動不同的是，“送王船”還是大陸同海外華人華僑開展民間文化交流的紐帶。因人緣關係締造了神緣關係，再由神緣關係密切人緣關係，對於“王爺”的崇拜成為海外華僑、華人共同的信仰，是海外華僑、華人回鄉探親，尋根問祖和進香朝拜的“根”之一，它發揮著聯繫海內外親人情誼、增進共識、促進民間文化交流的社會功能。

“送王船”的跨國度傳播和跨文化融合，在人口移徙和海上貿易的歷史進程中成為密切人與人之間聯繫的紐帶，促進了群體之間、社區之間、族群之間的長期互動與和平共處，增強了中馬兩國的相關社區、群體和個人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中馬兩國聯合申報並列入遺產名錄後，雙方將成立“雙邊工作委員會”，建立聯合保護共同協作機制，支持中馬“送王船”協同保護工作組實施《送王船聯合保護行動計劃（2021-2026年）》，共同履行進一步保護該遺產項目的承諾。中馬兩國也將以此為契機，推動《中馬關於聯合努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合作協議》簽署，全方位開展國際間非遺領域的合作，讓文化遺產成為實現人類持久和平的對話資源。

此次“送王船”聯合申報，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支點城市廈門，與沿線重點城市馬六甲文化間的對話，是“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見證，是以非遺國際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功實踐，並探索出跨國聯合申遺的經典案例。

“送王船”被中馬兩國的相關社區視為共同遺產，是中華文化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傳播與交融的生動例證。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俱往矣，無數前輩先賢及仁人志士乘風而來，踏浪而去，為中馬兩國海上結親緣付出畢生心血，中馬友好必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中馬兩國隔海相望、唇齒相依，未來將在血緣、地緣、人緣、情緣、商緣的揉合中親上加親！

（李娜，浙江外國語學院講師，黃惠康，中國原駐馬來西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