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9:01am 31/12/2021

【陈瑞献特辑】李有成/陈瑞献与《蕉风》

作者：李有成

收到张锦忠寄来他所英译的《陈瑞献诗选，1964至1997》（Tan Swie Hian: Selected Poems 1964-1997），内容我尚未细品，惟就设计、印制及装帧而言，整本诗选在外型上堪称上乘。褐底封面，居中者为诗人特写头像。这个封面设计立时让我想起40年前的一期《蕉风》。正巧我书架上还保存着这期《蕉风》——那时的《蕉风》还是一份月刊。1980年11月份332期的《蕉风》是“陈瑞献集珍庄个展专号”，一张陈瑞献年轻的脸几占整个封面。对照这两张相隔四十多年的脸，岁月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诠释。1980年正好是我滞居台北第10年，当然没法赶上瑞献在吉隆坡集珍庄的个展，不过我倒是应当时编辑张锦忠（笔名张瑞星）之邀为《蕉风》这个专号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十年不见瑞献——为瑞献画展而写〉，文长仅数百言，40年来却从未收入我的任何文集。如今读过我这篇旧文的人应该不多，就让我存录如下：

今年春天，瑞献与小菲带着两个孩子有台北之行。十年阔别，异地重逢，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十年当中，彼此之间很少通信，不过，只要有认识的朋友到台北来，我几乎毫无例外地，总要打听瑞献的消息。春天的那个夜里，台北飘着毛毛细雨，我们置身在仁爱路老爷大厦的楼房中，交换着十年来的多少人事沧桑。不晓得在瑞献眼里，我有多少变化。我只觉得，瑞献已比十年前瘦了许多，尽管两眼仍旧炯炯有神，当年的语气神情依然有迹可寻，然而心境毕竟已非从前了。如今细想，恐怕那就是“见山又是山”的境界吧。

和瑞献认交十几年，真正相处的时间却没几天。初次见面是在新加坡，第二次在台北，两次之间竟然相隔十年。十年间虽然鲜少形式上的往还，台北重逢，我们却又无所不谈。相互间的关怀，十年间想来并未中断。瑞献后来在信上说好不容易从人海中把我找回来，看似戏语，然则证诸他和小菲到台北后即设法与我连系，又非戏语。

瑞献待人，纯以真情。他在习禅悟道之余，对家庭儿女之执着，尤其令人讶异。这份真情，不仅投射到家庭朋友身上，也同时反映在他的艺事中。我对他人谈起瑞献，每每避免才情二字。瑞献才情过人，世人皆知。然其智慧之高，却鲜为他人提起。十几年前，瑞献驰骋文坛，卓然有成，他在创作上的胆识与创见，已有定论。之后，瑞献忽然放弃写作而转向其他艺事，或纸刻，或水墨，或油彩，或金石，莫不成就蜚然。实则不论文学或艺术，瑞献所秉持者不外真情而已。由于这份真情，瑞献对于自己的作品，据我所知，无不投下巨大的心力。真情生则心不虚，心不虚就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与信念，就能放胆创作。瑞献今日之成就，实非偶然。

谈瑞献的文学成就，我还可勉力为之。若讨论他的其他艺事，则已超越我的本行。瑞献曾告以能见天堂，其实天堂之有无本存乎一心。大抵世间一切伟大的文学或艺术创作，无不充满灵象（vision），这些灵象正是作家艺人心生之天堂。瑞献能见天堂，端看他作品中的种种灵象，宁非可信？

文中提到的仁爱路之老爷大厦其实是瑞献法国友人戴文治（Michel Deverge）之寓所。那天夜里台北微雨，我们见面长叙后瑞献即当场以水墨为我写字作画，这些字画我随后以长幅裱过珍藏至今。此文虽短，但隐然可见我与瑞献之间之情谊。诚然，40年后重读旧文，其不足显而易见。经过了40年，瑞献已是蜚声国际的多媒体艺术家，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扛鼎人物。这些年来，我每经新加坡，只要瑞献人没出国，我几无例外会到他的古楼画室看他，观赏他的新作，有几次甚至促膝长谈，至凌晨才返回旅馆。他或以书画见赠，或邀来旧雨新知，并以宴饮款待，每每至餐馆打烊方罢。有一次瑞献请来高龄八十的梁明广先生，令我分外感动，那时我已未见梁先生不下40年。梁先生早年以笔名完颜藉畅论现代文学，并且主编当时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艺版，对我颇多鼓励，曾经将我的小说〈戒严〉分4次刊登在文艺版上。我与瑞献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非仅不因时空距离而生疏，反而因年岁日增而益形醇厚，仿如我所见的瑞献近作，早已不拘形式，自由自在，毫无罣碍。

我与瑞献认交当在1960年代中期，最初因写诗而偶有书信往来。其时我尚在槟城，记得瑞献还给我寄来南洋大学佛学研究社之社刊《贝叶》，世事难料，十余年后南洋大学竟被迫消失在历史的帷幔背后。1968年我赴八打灵再也参与《学生周报》编务后，我和瑞献的联系渐多。1969年马来西亚513种族暴动过后，友联出版社内部人事似乎作了局部调整，担任《蕉风》月刊主编多年的小说家黄崖忽然去职，姚拓与白垚在仓皇中接下《蕉风》编务。后来白垚找我详谈，希望我能挪出时间分担《蕉风》编务。当时姚拓与白垚在友联集团中各有专职，姚拓主要负责教科书与参考书的编撰和出版，白垚则需全力主持马来亚印务公司的业务，《学生周报》绝大部分的编校工作都由我和悄凌负责，每周一期，必须做到准时出版，一天也不能延误，其忙碌可想而知。不过我还是答应白垚，愿意参与接编《蕉风》。这是义务职，虽然工作倍增，不过当时年轻，加上对文学的热情，我其实对这份额外的工作充满期待。

我是《蕉风》的老读者，也有创作发表在黄崖时代的《蕉风》；只不过依编辑《学生周报》文艺版的经验，我深知稿源将会决定刊物的品质与未来，开发稿源因此是当务之急。我于是向白垚建议邀请陈瑞献加入编辑群，以瑞献在新华文坛建立的网络，应该可以号召一批作者在稿源上长期支持《蕉风》。我们大概忙碌了两个月，《蕉风》革新号的202期终于在1969年8月出刊，果然一新耳目，颇获好评。这一期的创作几乎全属新马两地的作者，这是过去的《蕉风》少有的事，而在稿源上为新一期《蕉风》贡献最大的无疑就是瑞献。甚至改版后《蕉风》正方形的菊24开本也是出于瑞献的构想。1968年瑞献以牧羚奴的笔名，由新加坡五月出版社印行其第一本诗集《巨人》，用的就是这个开本；两年后我也采用这个开本，由槟城犀牛出版社推出我的诗集《鸟及其他》。此后五月出版社、犀牛出版社，乃至于蕉风文丛都以这个开本出版诗集和文集。张锦忠曾戏称我们属于新马华文文坛68世代，巧的是，几乎68世代的出版品采用的都是这个开本。肇始者正是瑞献的诗集《巨人》。半个多世纪之后，张锦忠远在高雄主编“跨太平洋群岛诗与诗学丛刊”时，出版我的好友威雷伯（Rob Sean Wilson）所著诗集《妮基塔月升起时》（When the Nikita Moon Rose, 2021），也回头采用这个开本，在象征意义上仿佛是对68世代的缅怀。

《蕉风》改版后的第2期，即203期，我们4位被称为编辑人的名字才正式在刊首出现，而且用的都是当时的笔名：姚拓、牧羚奴、李苍及白垚。应该是出于谦虚，白垚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我们的分工是逐渐形成默契的。姚拓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蕉风》；白垚对改版后的《蕉风》甚为关心，只是正职占用他太多时间，而且他那时风华正茂，还不时参与吉隆坡剧艺研究会的活动，只能对《蕉风》编务看前顾后，或者偶尔提供想法，不过每期题为〈风讯〉的编后话倒是向例由他撰写；在这种情形之下，《蕉风》实际的编校工作自然就落在我的身上。瑞献则在译写与约稿方面给予最大的助力，尤其在短短一年之内，我们先后推出3个专号，即205期（1969年11月）的“诗专号”、207期（1970年1、2月）的“戏剧特大号”，以及211期（1970年6、7月）的“小说特大号”，在华文文学刊物史上，这些壮举若非绝无仅有，恐怕也并不多见。50年后我再次翻阅这些专号，回想当年我和瑞献为《蕉风》邮电往来频仍的情形，往事历历；这些专号能够如期出版，瑞献幕后的策划与组稿显然功不可没。不仅如此，当时《蕉风》的封面设计几全出于他的构想，他为世界著名作家所作的水墨枯笔画像，往往数笔勾勒即教作家神情毕现，更是那期间《蕉风》的一大特色。多年后我和瑞献谈起改版后的《蕉风》，虽已人事全非，可旧事并不如烟，许多旧事其实隐约可见当年我们的革命感情。

我一直要到1970年3月《蕉风》“戏剧特大号”出刊后才第一次与瑞献见面。那年3月下旬我陪姚拓与白垚出访新加坡，对我而言则是初访。在新加坡盘桓数日，与《蕉风》的作者颇多互动，这些作者大多数又与五月出版社关系密切。3月29日上午我们与这一群年轻作者座谈，地点就在瑞献芽茏28巷的住家。画家邱瑞河还在现场为每一位参与座谈者速写画像。这场座谈纪录经整理后在隔期的《蕉风》刊出，我细读这份纪录后发现，我和瑞献竟然不约而同，在座谈中几乎不发一语。是因为我们身为《蕉风》编者，刻意把机会留给作者？我从未就此事问过瑞献，我们都曾经一南一北面对所谓现实主义者的挑衅，潘正镭即曾转述瑞献的话说：“有成当年在马，为现代文学之奋起，与我并肩作战，情同手足……。”或许当时我们有过面对文坛纷扰之经历，深切感知创作远比言谈更为重要？

那一年《蕉风》“小说特大号”出刊后不久，我就辞去友联出版社的工作，放下《学生周报》与《蕉风》的编务，9月初即带着简单的行囊负笈台湾，一如文前那篇旧文所叙，要到10年之后才在台北与瑞献重逢。我居留台湾倏忽间已超过半个世纪，瑞献当然偶有台北之行，有一次他因书法受故宫博物院庄申副院长之邀访台，我去他下榻的圆山饭店看他，他竟随行带来数公斤重的巨册画集相赠。这份心意至今仍令我感动不已。十余年前，执友王泛森因仰慕瑞献画名，为祝贺其业师余英时先生八十寿庆，托我请瑞献为余先生作水墨画像。这是第一次我贸然向瑞献请托，瑞献欣然同意，使我不负所托。余先生见瑞献所作画像，欣喜万分。余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间以91岁高龄在睡梦中离世，然其画像至今仍悬挂于书房之中，一如生时。我唯一一次向瑞献求画，是请他为其画室老猫卡卡素描留念。瑞献慨允所请，2014年8月间我路经新加坡，瑞献即以细笔素描之卡卡画像相赠。不久卡卡即因衰老寿终，我庆幸及早请瑞献亲笔为卡卡留下身影。2018年我出版诗集《迷路蝴蝶》，收有〈深夜访陈瑞献于古楼画室〉一诗，诗末即附有瑞献所绘卡卡画像。过去20年间，我每赴欧洲开会或研究，途中多选在新加坡过境停留，因此与瑞献见面的机会增多。〈深夜访陈瑞献于古楼画室〉诗末有以下数行：

五十年的人事，五十年的

天真与世故

艺事不老，在古楼

古楼的深夜

在红酒的轻漾中

我们——我们一如从前。

这个“从前”，细想起来，或许缘起于半个多世纪之前，瑞献与我参与改革《蕉风》那段令人怀念的年轻岁月。

——2021年12月20日凌晨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