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9:01am 31/12/2021

【陳瑞獻特輯】李有成/陳瑞獻與《蕉風》

作者：李有成

收到張錦忠寄來他所英譯的《陳瑞獻詩選，1964至1997》（Tan Swie Hian: Selected Poems 1964-1997），內容我尚未細品，惟就設計、印製及裝幀而言，整本詩選在外型上堪稱上乘。褐底封面，居中者為詩人特寫頭像。這個封面設計立時讓我想起40年前的一期《蕉風》。正巧我書架上還保存著這期《蕉風》——那時的《蕉風》還是一份月刊。1980年11月份332期的《蕉風》是“陳瑞獻集珍莊個展專號”，一張陳瑞獻年輕的臉幾佔整個封面。對照這兩張相隔四十多年的臉，歲月為我們做了最好的詮釋。1980年正好是我滯居臺北第10年，當然沒法趕上瑞獻在吉隆坡集珍莊的個展，不過我倒是應當時編輯張錦忠（筆名張瑞星）之邀為《蕉風》這個專號寫了一篇短文，題為〈十年不見瑞獻——為瑞獻畫展而寫〉，文長僅數百言，40年來卻從未收入我的任何文集。如今讀過我這篇舊文的人應該不多，就讓我存錄如下：

今年春天，瑞獻與小菲帶著兩個孩子有臺北之行。十年闊別，異地重逢，興奮之情可想而知。十年當中，彼此之間很少通信，不過，只要有認識的朋友到臺北來，我幾乎毫無例外地，總要打聽瑞獻的消息。春天的那個夜裡，臺北飄著毛毛細雨，我們置身在仁愛路老爺大廈的樓房中，交換著十年來的多少人事滄桑。不曉得在瑞獻眼裡，我有多少變化。我只覺得，瑞獻已比十年前瘦了許多，儘管兩眼仍舊炯炯有神，當年的語氣神情依然有跡可尋，然而心境畢竟已非從前了。如今細想，恐怕那就是“見山又是山”的境界吧。

和瑞獻認交十幾年，真正相處的時間卻沒幾天。初次見面是在新加坡，第二次在臺北，兩次之間竟然相隔十年。十年間雖然鮮少形式上的往還，臺北重逢，我們卻又無所不談。相互間的關懷，十年間想來並未中斷。瑞獻後來在信上說好不容易從人海中把我找回來，看似戲語，然則證諸他和小菲到臺北後即設法與我連繫，又非戲語。

瑞獻待人，純以真情。他在習禪悟道之餘，對家庭兒女之執著，尤其令人訝異。這份真情，不僅投射到家庭朋友身上，也同時反映在他的藝事中。我對他人談起瑞獻，每每避免才情二字。瑞獻才情過人，世人皆知。然其智慧之高，卻鮮為他人提起。十幾年前，瑞獻馳騁文壇，卓然有成，他在創作上的膽識與創見，已有定論。之後，瑞獻忽然放棄寫作而轉向其他藝事，或紙刻，或水墨，或油彩，或金石，莫不成就蜚然。實則不論文學或藝術，瑞獻所秉持者不外真情而已。由於這份真情，瑞獻對於自己的作品，據我所知，無不投下巨大的心力。真情生則心不虛，心不虛就能堅持自己的原則與信念，就能放膽創作。瑞獻今日之成就，實非偶然。

談瑞獻的文學成就，我還可勉力為之。若討論他的其他藝事，則已超越我的本行。瑞獻曾告以能見天堂，其實天堂之有無本存乎一心。大抵世間一切偉大的文學或藝術創作，無不充滿靈象（vision），這些靈象正是作家藝人心生之天堂。瑞獻能見天堂，端看他作品中的種種靈象，寧非可信？

文中提到的仁愛路之老爺大廈其實是瑞獻法國友人戴文治（Michel Deverge）之寓所。那天夜裡臺北微雨，我們見面長敘後瑞獻即當場以水墨為我寫字作畫，這些字畫我隨後以長幅裱過珍藏至今。此文雖短，但隱然可見我與瑞獻之間之情誼。誠然，40年後重讀舊文，其不足顯而易見。經過了40年，瑞獻已是蜚聲國際的多媒體藝術家，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扛鼎人物。這些年來，我每經新加坡，只要瑞獻人沒出國，我幾無例外會到他的古樓畫室看他，觀賞他的新作，有幾次甚至促膝長談，至凌晨才返回旅館。他或以書畫見贈，或邀來舊雨新知，並以宴飲款待，每每至餐館打烊方罷。有一次瑞獻請來高齡八十的梁明廣先生，令我分外感動，那時我已未見梁先生不下40年。梁先生早年以筆名完顏藉暢論現代文學，並且主編當時新加坡《南洋商報》的文藝版，對我頗多鼓勵，曾經將我的小說〈戒嚴〉分4次刊登在文藝版上。我與瑞獻超過半個世紀的交情，非僅不因時空距離而生疏，反而因年歲日增而益形醇厚，仿如我所見的瑞獻近作，早已不拘形式，自由自在，毫無罣礙。

我與瑞獻認交當在1960年代中期，最初因寫詩而偶有書信往來。其時我尚在檳城，記得瑞獻還給我寄來南洋大學佛學研究社之社刊《貝葉》，世事難料，十餘年後南洋大學竟被迫消失在歷史的帷幔背後。1968年我赴八打靈再也參與《學生週報》編務後，我和瑞獻的聯繫漸多。1969年馬來西亞513種族暴動過後，友聯出版社內部人事似乎作了局部調整，擔任《蕉風》月刊主編多年的小說家黃崖忽然去職，姚拓與白垚在倉皇中接下《蕉風》編務。後來白垚找我詳談，希望我能挪出時間分擔《蕉風》編務。當時姚拓與白垚在友聯集團中各有專職，姚拓主要負責教科書與參考書的編撰和出版，白垚則需全力主持馬來亞印務公司的業務，《學生週報》絕大部分的編校工作都由我和悄凌負責，每週一期，必須做到準時出版，一天也不能延誤，其忙碌可想而知。不過我還是答應白垚，願意參與接編《蕉風》。這是義務職，雖然工作倍增，不過當時年輕，加上對文學的熱情，我其實對這份額外的工作充滿期待。

我是《蕉風》的老讀者，也有創作發表在黃崖時代的《蕉風》；只不過依編輯《學生週報》文藝版的經驗，我深知稿源將會決定刊物的品質與未來，開發稿源因此是當務之急。我於是向白垚建議邀請陳瑞獻加入編輯群，以瑞獻在新華文壇建立的網絡，應該可以號召一批作者在稿源上長期支持《蕉風》。我們大概忙碌了兩個月，《蕉風》革新號的202期終於在1969年8月出刊，果然一新耳目，頗獲好評。這一期的創作幾乎全屬新馬兩地的作者，這是過去的《蕉風》少有的事，而在稿源上為新一期《蕉風》貢獻最大的無疑就是瑞獻。甚至改版後《蕉風》正方形的菊24開本也是出於瑞獻的構想。1968年瑞獻以牧羚奴的筆名，由新加坡五月出版社印行其第一本詩集《巨人》，用的就是這個開本；兩年後我也採用這個開本，由檳城犀牛出版社推出我的詩集《鳥及其他》。此後五月出版社、犀牛出版社，乃至於蕉風文叢都以這個開本出版詩集和文集。張錦忠曾戲稱我們屬於新馬華文文壇68世代，巧的是，幾乎68世代的出版品採用的都是這個開本。肇始者正是瑞獻的詩集《巨人》。半個多世紀之後，張錦忠遠在高雄主編“跨太平洋群島詩與詩學叢刊”時，出版我的好友威雷伯（Rob Sean Wilson）所著詩集《妮基塔月升起時》（When the Nikita Moon Rose, 2021），也回頭採用這個開本，在象徵意義上彷彿是對68世代的緬懷。

《蕉風》改版後的第2期，即203期，我們4位被稱為編輯人的名字才正式在刊首出現，而且用的都是當時的筆名：姚拓、牧羚奴、李蒼及白垚。應該是出於謙虛，白垚堅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後。我們的分工是逐漸形成默契的。姚拓工作繁忙，無暇顧及《蕉風》；白垚對改版後的《蕉風》甚為關心，只是正職佔用他太多時間，而且他那時風華正茂，還不時參與吉隆坡劇藝研究會的活動，只能對《蕉風》編務看前顧後，或者偶爾提供想法，不過每期題為〈風訊〉的編後話倒是向例由他撰寫；在這種情形之下，《蕉風》實際的編校工作自然就落在我的身上。瑞獻則在譯寫與約稿方面給予最大的助力，尤其在短短一年之內，我們先後推出3個專號，即205期（1969年11月）的“詩專號”、207期（1970年1、2月）的“戲劇特大號”，以及211期（1970年6、7月）的“小說特大號”，在華文文學刊物史上，這些壯舉若非絕無僅有，恐怕也並不多見。50年後我再次翻閱這些專號，回想當年我和瑞獻為《蕉風》郵電往來頻仍的情形，往事歷歷；這些專號能夠如期出版，瑞獻幕後的策劃與組稿顯然功不可沒。不僅如此，當時《蕉風》的封面設計幾全出於他的構想，他為世界著名作家所作的水墨枯筆畫像，往往數筆勾勒即教作家神情畢現，更是那期間《蕉風》的一大特色。多年後我和瑞獻談起改版後的《蕉風》，雖已人事全非，可舊事並不如煙，許多舊事其實隱約可見當年我們的革命感情。

我一直要到1970年3月《蕉風》“戲劇特大號”出刊後才第一次與瑞獻見面。那年3月下旬我陪姚拓與白垚出訪新加坡，對我而言則是初訪。在新加坡盤桓數日，與《蕉風》的作者頗多互動，這些作者大多數又與五月出版社關係密切。3月29日上午我們與這一群年輕作者座談，地點就在瑞獻芽蘢28巷的住家。畫家邱瑞河還在現場為每一位參與座談者速寫畫像。這場座談紀錄經整理後在隔期的《蕉風》刊出，我細讀這份紀錄後發現，我和瑞獻竟然不約而同，在座談中幾乎不發一語。是因為我們身為《蕉風》編者，刻意把機會留給作者？我從未就此事問過瑞獻，我們都曾經一南一北面對所謂現實主義者的挑釁，潘正鐳即曾轉述瑞獻的話說：“有成當年在馬，為現代文學之奮起，與我並肩作戰，情同手足……。”或許當時我們有過面對文壇紛擾之經歷，深切感知創作遠比言談更為重要？

那一年《蕉風》“小說特大號”出刊後不久，我就辭去友聯出版社的工作，放下《學生週報》與《蕉風》的編務，9月初即帶著簡單的行囊負笈臺灣，一如文前那篇舊文所敘，要到10年之後才在臺北與瑞獻重逢。我居留臺灣倏忽間已超過半個世紀，瑞獻當然偶有臺北之行，有一次他因書法受故宮博物院莊申副院長之邀訪臺，我去他下榻的圓山飯店看他，他竟隨行帶來數公斤重的巨冊畫集相贈。這份心意至今仍令我感動不已。十餘年前，執友王泛森因仰慕瑞獻畫名，為祝賀其業師余英時先生八十壽慶，託我請瑞獻為餘先生作水墨畫像。這是第一次我貿然向瑞獻請託，瑞獻欣然同意，使我不負所托。餘先生見瑞獻所作畫像，欣喜萬分。餘先生不幸於今年8月間以91歲高齡在睡夢中離世，然其畫像至今仍懸掛於書房之中，一如生時。我唯一一次向瑞獻求畫，是請他為其畫室老貓卡卡素描留念。瑞獻慨允所請，2014年8月間我路經新加坡，瑞獻即以細筆素描之卡卡畫像相贈。不久卡卡即因衰老壽終，我慶幸及早請瑞獻親筆為卡卡留下身影。2018年我出版詩集《迷路蝴蝶》，收有〈深夜訪陳瑞獻於古樓畫室〉一詩，詩末即附有瑞獻所繪卡卡畫像。過去20年間，我每赴歐洲開會或研究，途中多選在新加坡過境停留，因此與瑞獻見面的機會增多。〈深夜訪陳瑞獻於古樓畫室〉詩末有以下數行：

五十年的人事，五十年的

天真與世故

藝事不老，在古樓

古樓的深夜

在紅酒的輕漾中

我們——我們一如從前。

這個“從前”，細想起來，或許緣起於半個多世紀之前，瑞獻與我參與改革《蕉風》那段令人懷念的年輕歲月。

——2021年12月20日凌晨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