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馬來原始歷史文獻的記述,華人實是當時新山重要的經濟主體,“華巫關係”亦真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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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派駐新加坡首任領事官左秉隆寫過幾首關於柔佛的詩(見於《勤勉堂詩鈔》)。這幾首詩應是1886年7月26日左秉隆受邀參加坐落柔佛海峽小山坡上的柔佛大王宮舉行加冕典禮的即興詩作。左氏之詩,記述以星月為標誌的柔佛王宮盛宴之風華,也指出蘇丹阿武峇卡治理下的柔佛實是一個“太平民樂無愁嘆”之樂土。但他也在詩中感慨“此地通華夏,何人務遠謀。”
蘇丹阿武峇卡在執政及推行柔佛現代化之時,經常帶領高級官員出訪歐洲,學習西方文化與現代科儀制度,並和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成為摯友,獲得英國、意大利等王室封賜各項榮耀勳章,這些努力都讓柔佛的自主地位備受尊重。他又於1875年訪問印度,1883年遊歷中國和日本,增廣見聞,感受諸國的維新氣息。1892年蘇丹阿武峇卡獲清廷賞賜“雙龍保星”勳章一枚。但一般判定,蘇丹殿下並沒有到過北京正式“朝貢”。所以平時謹慎處事又常自認是“冷官”的左秉隆,其詩中之感慨也是“應時應景”的。可惜左氏雖來過柔佛新山,其詩作卻沒有提及當地華人的實況。
倒是當時的柔佛外務大臣拿督莫哈末沙列賓伯朗(Dato Mohamed Salleb bin Perang)日記式的自傳和書信,是研究柔佛史重要的原始文獻。1858年莫哈末沙列被調派前來新山,擔任柔佛天猛公政府的書記。根據他的記述,新山剛開埠時還沒有什麼貿易來往,但是在新山周邊種植胡椒和甘蜜的華人已是相當多了,他們分佈在各自的港腳地區,每條河各有港主。這一記述說明,在新山開埠之初,不少華人已在其周邊沿河之處開港拓墾。
“現代柔佛”培養了一批有素質的馬來新型官僚,柔佛外務大臣拿督莫哈末沙列賓伯朗就是其中一人。他從基層官員做起,因工作績效獲得提升,成為蘇丹阿武峇卡的心腹重臣。他不僅負責監督柔佛各地的財務開支,掌管柔佛椒蜜園的註冊事務,而且還是一名認真的測量師,曾深入柔佛內陸各地考察,負責繪製柔佛地圖,策劃主要城市和公路的建設。由於他曾負責監督柔佛各地的財務開支及掌管椒蜜園的註冊事務,而與華人多有接觸。
雖言“賭徒”是很多人眼中對早期華人一種刻板印象,也是會黨橫行草莽社會的“日常”。但在一些馬來知識精英里看到的華人,又是另一種形象。拿督莫哈末沙列在自傳中提及,他早在1861年已向一名華人老師Chin Ah Seng學習華語和中文書寫,特別喜歡中國的水墨花鳥繪畫,還學習華族樂器,會拉二胡、彈古箏和揚琴。由於中文造詣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吸取,使他結交了不少新加坡和柔佛的華人朋友。拿督莫哈末沙列認為,這種與華人的友好交往,對他的幫助是很大的。也因這層關係,1883年他隨阿武峇卡殿下赴中國和日本遊歷。
由此可窺,在有真正接觸華人的馬來官僚精英眼中,華人的文化是相當精緻優雅,高水平。而且瞭解中國文化,與華人結交,是能夠擴展其跨國越界的交際網絡和眼界的。我們從上述19世紀馬來原始歷史文獻的記述,華人實是當時新山重要的經濟主體,“華巫關係”亦真誠合作。
1923年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曾摘錄1892年蘇丹阿武峇卡在一次餐宴中的致辭:“華人對柔佛國家發展的貢獻極大,如果說沒有華人,柔佛就不會有今天,甚至不存在,是毫不誇張的。”蘇丹阿武峇卡指說,在柔佛的中國皇帝子民是他的好朋友,也是柔佛人民的好朋友。只要他們繼續居住在這裡,他對國家的幸福和繁榮將永遠不會懷著任何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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