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英培安逝世一週年】英先生和他的“不速之客”/海凡（寄自新加坡）

“……我真的沒有氣力與自己鬥下去了，我頹然地掩著臉，用沙啞的聲音哀求他，我不想操縱你，但也不願意你操縱我，我們分手吧，唯有這樣我與你才會自由，求求你離開我 ，永遠離開我。”

這兩段書寫，間隔了十多年，細心揣摩我們不難發覺，無論是詩歌中的“不速之客”，還是小說裡不斷與我爭吵，鬧矛盾的“我自己”（這個情節多次出現），都是同一個角色，它是作為敘述者自身的一分為二。

從這個書寫中，我們讀到英先生通過筆下人物，表達敢於解剖自己，批判自己的可貴精神。他寫了一個有道德，有理想和原則的人，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名，利，色，種種物質誘惑時，內心的矛盾和糾結。他沒有迴避，掩蓋，而是直面並坦露這個鬥爭的過程。作為讀者，我讀得驚心動魄，又覺得這才是真實的人生，人性，覺得作者與筆下人物的親切可信。而這樣心靈拷問的書寫，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後，非常難得！

當然，從2006年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中，我和“我自己”的矛盾鬧得不可開交，搞到最後要“分手”！而到了2019年的那首〈記憶〉中的“不速之客”，情況已大有不同。這時在病榻上的他，似乎預感到生命即將消失，將“化成一團灰燼，一縷青煙”。〈記憶〉是對自己一生的回顧。這時，這個“不速之客”的到來，帶來的不僅是傷痛，羞愧，苛責，哭泣，不僅是冰，地獄；也帶來許多美好的事物，比如：初戀的甜蜜與痴迷，母親講故事的聲音，火，以及天堂。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在生命的最後，歷經了各種人性的糾結，纏繞的作者，矛盾對立有了某種消解，得到了一個內在的平衡。也即是說，做為一個具有批判性思維的，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內心的原則，他做到了擇善固執。從他文章裡批判的鋒芒，以及生活中的作為：開書店，寫文章，屢屢得獎而保持低調，不趨炎附勢，說該說的話……等等，都能得到印證。有一件事給我印象特別深刻，是他在2016年錄製的一個五分多鐘的視頻，公開為社會民主大聲疾呼。

濃郁的現實主義精神

在這個視頻開始，他說“人民不敢出來講話，或者說文化人不敢出聲，這不是好現象，政府應該去想一下，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只有獨裁的國家，文化人才不會出來講話。”他又說“如果沒有批評的自由，那就很嚴重的事。”因此，在選舉前夕，他對敢於講真話，為弱勢群體出聲，出來參與競選的徐順全博士的勇氣表示讚賞。在視頻的最後，他說：有人認為徐順全挑戰執政黨是雞蛋碰石頭，但是他“選擇站在雞蛋這邊。”

或許有人會認為作為國家文化獎的得主，他這麼做不合時宜，沒有考慮個人的利害關係。而他的難能可貴就在這裡，如薩義德所說：不接受權勢收編，扮演特定的公共角色，為被遺忘或忽視的人和議題發聲。

英培安先生的創作，一般被視為現代主義。我讀他的作品，卻感受到濃郁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他作品裡看到的，就是島國不同年代的社會面貌，風俗民情。個人認為，對文學來說，現代主義、現實主義並沒有誰比誰更優越。作為寫作者，主要考慮的是怎麼把想說的話或故事，說得好，說得完整、生動，讓看的人都看明白，並且取得共鳴。我覺得英先生的作品給了很好的示範。

中國退休的北京大學教授、研究魯迅的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對於什麼是魯迅的精神，概括了三點：第一點就是他永遠不滿足現狀，具有永遠的批判性；第二就是他是同情底層人民的；第三就是他自願站在邊緣。我覺得這能作為一種標準，用來對照，衡量，怎麼樣才稱得上是具有獨立性，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這個和薩義德所說，在精神實質上是很接近的。

島國的文化歷史短淺，又遭遇華文教育斷層的困境，華文文學未能茁壯成長，眼看就日漸衰頹凋零。所幸我們曾有過杏影、方修、劉思，還有郭寶昆、英培安等等，長嘆中還能有一絲欣慰。

【英培安簡介】

英培安於1947年1月26日在新加坡出生，中學時期開始現代詩創作，1968年出版詩集《手術檯上》、1974年發表詩集《無根的弦》後被視為新華文壇現代詩健將。同一時期，他以“孔大山”為筆名發表雜文針砭時弊並經營“前衛”書店，先後出版了《前衛》《茶座》等獨立雜誌，為讀者引介時下最重要的政治、文學與哲學理論。

1980年代起，英培安成為了全職作家，並一度在香港生活。1995年回到新加坡後，他借鑑了香港的“二樓書店”概念決定再次經營書店，是以開設了“草根書室”，專營文史哲書籍。80年代，他也開啟了長篇小說的創作，自1986年發表的第一部長篇《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以來，每隔幾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皆備受肯定。

英培安於2007年患上前列腺癌，他積極治療，一面對抗病魔一面寫作，近年再發現患胰臟癌，但仍在患病期間交出了奠定文學高度的長篇小說《畫室》《戲服》《黃昏的顏色》與詩集《石頭》。2021年1月10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