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豪.選民結構與政黨的新陳代謝

1970、80年代，馬來西亞落實土著優先的新經濟政策，馬來中產階級力量愈加強大，開始挑戰巫統朋黨集團的政治霸權，姑裡的四六精神黨和安華的公正黨順應大局而生。二來，巫統和伊黨在1980年代啟動伊斯蘭化競賽，在馬來社會形成“相對世俗、城市、資本”和“相對教條、原鄉、道德”的兩極對決，馬來票席長期為巫伊所掌控，其他小規模的馬來穆斯林政黨僅能陪跑。三來，沙巴的穆斯林土著選民比例在70-80年代減少，反之，卡杜姆社群因選區重畫的關係，成為沙巴最大板塊的票倉，此景直接導致沙統（USNO）和沙陣（Berjaya）兩大穆斯林領袖控制的政黨，從最初的相互爭鬥走向衰亡之路，最後由馬哈迪介入，將兩黨合併為沙巴巫統，另一方面，代表非穆斯林土著的沙巴團結黨（PBS）則日益壯大，成為沙巴政壇不容小覷的政治力量。

在砂拉越，自1970年代起，國陣聯邦政府長期介入本土政治的糾紛，透過充滿獎懲意涵的資源分配使得伊班人、比達友人、烏魯人組成的達雅政黨（如砂拉越國民黨，SNAP）再三分裂，外加地緣和個人的鏈接，強化各個非穆斯林土著政黨於選舉的惡性競爭，馬來-馬拉腦人雖然不屬於砂州最大族群，但多次的選區重畫和達雅人的持續分裂，促使馬來-馬拉腦票席的比重提高，令土保黨成為砂拉越霸主，人聯黨、人民黨和民進黨則依靠土保黨的動員能力生存，後來入駐砂拉越的行動黨、公正黨及各路本土政黨，企圖爭取較不滿砂國陣的華裔和達雅人，進而形成今日砂拉越政治生態的概況。

進入21世紀，在野黨在替代陣線、民聯、希盟的大整合，以及國陣在阿都拉、納吉任期爆發的權力爭鬥，背後是敘說著馬來西亞社經變遷引發選民結構轉變的故事。一些無法迎接選民結構改變的老牌政黨，如馬華、國大黨、民政黨、人進黨、沙自民黨已喪失吸引力，伊黨、砂人聯黨、砂人民黨、沙巴團結黨、民統黨、立新黨以守住現有票席為生存法則，國陣和希盟無法短期內調整意識形態以回應萬變的政治板塊——中間選民比例增加，土團黨（國盟）、沙巴民興黨、砂肯雅蘭黨、砂民黨、鬥士黨、MUDA、民力黨和民族黨，相繼倡導類似國陣、希盟的政治論述，試圖動搖兩大政黨聯盟的選票基礎。

2021年馬六甲和砂拉越兩次州選，足見政黨偏好弱、議題取向重的中間選票於大馬政壇所能牽起的波浪。

如今，18歲投票法令和選民自動登記的落實，首相署部長旺朱乃迪推測222個國席在未來每個月將迎接1到5萬不等的新選民，這讓朝野政黨草木皆兵，各黨紛紛調整宣傳策略和產製新論述，賽沙迪的MUDA瞄準新此一契機，狂打民生議題，積極在年輕群體間曝光，希望在國陣、希盟和國盟還沒完全調適意識形態以前，佔去一大部分年輕選票。

由此可見，新政黨的出現和老政黨的存亡都跟選民結構相關，而選民結構的變化則受制於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經濟、社會因素的相互影響。新政黨從變化中看見老政黨的缺陷，希冀填補老政黨的不足之處——“未被代表的選民”，而有規模的老牌政黨因為遇到新情境，一直在選票、議席的計算和堅守意識形態（若政黨任意捨棄意識形態會失去忠誠選民信任）之間掙扎，因此讓這個局面持續循環。

很多人或許認為無法改變現狀倍感沮喪，以為一黨獨大、駕馭民意的威權國家是更為可取的典範，不過這些人卻並不清楚，不同的社經環境型塑出不同的民意，選民結構的演變直接觸動政黨板塊的重整，政黨為爭取選票以延續生命，不得不按照時下民意，打出具吸引力的政治論斷，而這也是非選舉國家所缺乏的循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