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马来半岛锡开采的最早历史仍有待考证,目前已知元代商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1349年)当中已有记载:马来半岛的几个小王国如彭亨(Pahang)、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等皆有出产花锡,登嘉楼(Terengganu)已有使用货用斗锡。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翻译员巩珍在他的《西洋番国志》(1434)里提及马六甲和当地锡矿开采的情况,以及当地居民将锡苗炼制成块,当成货币使用。
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不久,便陆续将锡输往欧洲,主要生产青铜器具。荷兰人在1641年占领马六甲之后,与苏丹慕查法沙(Sultan Muzafar Syah)签订锡专利条约,允许荷兰人在霹雳河(Perak River)流域地区及瓜拉雪兰莪(Kuala Selangor)地区设立贸易站。荷兰人参考印尼邦加(Bangka)岛的开发经验,以马六甲为据点,鼓励华人进入内陆地区开发,并委任一名华人领袖担任华人甲必丹(Captain Chinese),拥有基本的仲裁权力,以处理地方上的管理及大小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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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荷兰殖民后期,锡矿开采活动已经扩展到北霹雳境内,在1778年,首两批锡产由近打(Kinta)及宋溪(Sungkai)送抵马六甲,经检验后,认定属于高品质锡产。此时,华人矿工开始引进新的开采工法,并以层级分工的方式,以经济利益为优先,以全时的方式大规模开采。
随着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英国随着葡荷的步伐,在17世纪从中亚扩展到东南亚。1786年从吉打王国接手槟城,采取开放贸易的方式,吸引欧洲及亚洲各地的商人前来设置商栈,在短时间内将槟城打造成马六甲海峡最主要的商港,最终取代了荷属马六甲的地位。
到了19世纪中,由于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欧洲各国纷纷在其殖民地开发自然资源。马来半岛蕴藏丰富的锡矿,遂引起欧洲投资者的注意,尤其英国为工业革命的中心点,自然占有锡矿开发的优势。由于当时英国仍受不干预政策(Non-intervention Policy)的限制,官方不能贸然挺进马来半岛地区,因此鼓励欧洲商人与马来领袖、华人商人等结合成集团,以槟城为据点,往马来半岛,尤其霹雳北部开挖锡矿,并在槟榔屿对岸设立溶锡厂,将锡苗铸成锡砖运往欧洲。

英国借动乱间接殖民
1840年代,北霹雳拉律(Larut,今太平Taiping)地区发现锡矿,吸引了槟城的投资者前来,引发了第一波开采活动。到了1880年代,锡矿开采更深入到内陆地区,其中以近打河流域的锡矿含量更为丰富。来自不同地区的投资者设立锡矿公司,并向当地统治者争取锡矿开采权。由于庞大的锡矿利益造成马来统治者的权力争夺,而华人矿主也分别属于不同派系,最终形成由华人及马来统治者组成的利益集团,在1860年代爆发动乱,英国政府借此召揽集团代表,提出由英国政府承认马来统治者的地位,而统治者必须接受英国委派驻地官员,辅助并协调土地、税收、贸易及矿业等事项,开启了所谓间接殖民的英国参政时代。
英国人使用同样的手法,在几年的时间内陆续进驻霹雳(Perak)、雪兰莪(Selangor)、彭享(Pahang)及森美兰(Negeri Sembilan)。到了1895年,英国将此4个王国结合成为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以便更有效的管理。自此,4个邦国改称为州,英国选择以这4州为起始,主要乃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蕴藏大量的锡,在锡矿业开发方面,马来联邦的成立对英国是非常重大的政治策略突破。
自此开始,英国积极从欧洲引进投资者,成立大小不一的公司,包办了锡矿开采、溶锡,引进欧洲生产的机械、发电、供水、运输等等,加速马来半岛内陆城镇的开发。到今天,一些尚在运作的公司,已有超过130年的历史。

马来半岛锡矿开发,造就了许多大小市镇,包括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雪兰莪州境内的加影(Kajang)、安邦(Ampang)、万宜(Bangi),霹雳州首府怡保(Ipoh)、其他市镇如太平、金宝(Kampar)、华都牙也(Batu Gajah)、务边(Gopeng),彭亨州的林明(Sungai Lembing),森美兰州首府芙蓉(Seremban)、芦骨(Lukut)等等。这些市镇的建筑遗产、人文地景等等与锡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马来西亚各地的锡矿开采获得丰厚的利益,使得马来西亚曾经一度为亚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锡矿开发遗留下来的矿坑,经过长时间的地下水及雨水填充之后,成为许多大小不一的人工湖泊,为各个锡矿市镇共有的文化地景。一些地区仍然保留着锡矿工业遗产,例如霹雳州及雪兰莪州各别保留了两艘铁船,林明则有地下锡矿博物馆。若加上这些城镇的建筑遗产,由矿工及投资者成立的会馆、公益设施如民众图书馆、剧院等等,是构成马来西亚近代文化遗产中城镇景观的最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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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李乾耀老师耗时5年编辑的《翠园书画集》,收集了吾友梁炤祥令堂──已故彭士驎校长优雅的书画墨迹。我是在疫情以后结识炤祥。疫情前我是国防部副部长,经常是游走在军机、战舰、国防外交等。从喜来登政变到疫情全国封城,前后不到一个月,像是从高速跑道到一切突然静止。疫情期间局部开放后,通过王建明结识“梁公子”,我们先以英语交谈,我以为他受纯英文教育。后来他在办公室和家里珍藏的艺术瑰宝,尤其是彭校长的字和画,也有张大千等大师的作品,看到他母亲巨大的艺术遗产。
炤祥和家人在书中提到“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就是一位懂得据理力争、积极争取,并在生命中筑梦圆梦的人”。
彭校长五十余岁退休以后才学画,加上自小积累的文学底蕴,成为少数“书画相配”、“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化人,呈现了李乾耀在〈导言〉指出的“诗书画印(章)四美并蓄的综合美感”。例如,〈中秋佳节〉:“南岛行歌四十年,每逢佳节梦中圆。红菱白藕双黄月,落口湘莲分外鲜。”(174页)
彭士驎从画中的月饼,配以文字,带入了离散与思念的意境。湖南多湖沼,盛产莲藕与菱角;其中“湘莲”尤为闻名。家乡特产,咀嚼在恋乡人口中,自然感到分外鲜美,触动她思乡的情绪。
那一代人,被战火扰乱了人生、来到了东南亚/南洋,导致故乡与家园之间是隔了重洋的距离,积累了无尽的忧思。
想起韩素音和王赓武
我在翻阅《翠园书画集》,想起如果要比较同一代人、另一位女性文化人,和彭校长一样在中国长大、因为战争而香港短暂滞留,然后因婚姻而来到马来亚的韩素音,是个值得做比较研究的对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同世代的重要学人是王赓武教授。王教授的《乡关何处》(Home is not here)叙述他在怡保成长、直至短暂赴中国留学(然后因国共战争而折返)的故事。
彭校长南来嫁到怡保。怡保在那个年代是个怎样的地方?李乾耀在〈导言〉写到“到1970年间怡保锡产丰富,价格很高,成为富庶之地。经营锡矿的商家,非常富裕、雅好书画,大量收藏。港台两地的书画家到马来西亚办展览,第一站往往先在怡保举行。”这些书画家抵达怡保时,通常先与学校的校长和其他文化人联系,彭校长就是当中的核心人物。
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全球锡矿崩盘前怡保的辉煌。霹雳苏丹纳兹林的最新著作《Globalization: Perak’s Rise, Relativ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谈到霹雳州从19世纪中起,因锡矿开采及后来的橡胶种植而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原产地。但在独立后,相对于国内其他州属,面对相对发展滞后的问题。怡保某个程度上被遗忘了。
翠园彭士驎的书画是难得的瑰宝。诗、书(法)、画功好的人,相对多。但三者融为一体的不多,而在二战后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细数女性大家,就彭士驎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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