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a与Ibu（下篇）/梁放（古晋）

Aya临行前夕，母亲弄了一桌子的菜，把Aya请了来一起吃顿饭。他与父亲频频对喝着土酿的米酒，一对亲若兄弟的忘年交眼眶通红，话也没有多说。Aya看着父母，再看了看一直默不做声、不愿跟随他回中国的Ibu，知道我们生活也艰辛，他说以后能给Ibu帮上忙的就帮一帮吧。他也慎重告诉父母，这之后，阿乐乐就交回给你们了。他给我一枚戒指，其上镶着可以晃动的小小十字架。送给母亲的那些精致的瓷碗碟与一只有盖的汤碗，我还一直存留着。

Ibu一开始，还在同一屋檐下的商家里住了一段时期，稍后也收拾行李，回到她娘家那边的长屋去了。她种稻，养家畜，日子似乎过得平静安乐。她最感自豪的是稻谷每一年的好收成。每到镇上来，她走访我们家，还带了一些旱稻米，分享的尽是干农活与种稻乐趣，与母亲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1985年父亲去世后，我终于在古晋购置房屋，把母亲接了出来。白天，我们兄弟姐妹在古晋都为上班忙，想到还在砂拉卓长屋里居住务农的Ibu，六十开外了，该问她要不要与我们一起生活，也让母亲有个伴。一听说阿乐乐的夫家，离我们家近得很呢！可以时常走动！她真的来了，跟着母亲也开始在院子里种一些花菜瓜果，也常结伴到附近处走动。她俩最兴奋的是流动卖菜车来到的时刻，老说生活在古晋，要买什么菜都有，还送到家门口，任由我们选择！走出去光顾时，与邻居打成一片，也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然而，住不上一个月，当我们以为她已经适应了古晋的生活时，我们发现她不大爱开口说话，也不再因出去用餐而兴高采烈。当她终于向母亲说十分想回伊班长屋时，已经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直让我们都感觉她似乎已经受尽委屈，也只有把她送回去了。

这之后，她搭同乡的顺风车，也曾来过一次，但就是不肯再留下，住了两天又跟着车回去了。有一年，她病了，在砂拉卓医院里留医，我当时在泗里街任职，赶了回去。她看到我，很是高兴，问她需要些什么，她只说医院的饭菜不合胃口，配饭只想吃江鱼仔，其他的都不要了。她出院后又回到长屋去。接着不久，又获悉她病了，我们到了长屋，看到她躺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瘦小得让我们快认不出来。她羸弱，但神志清醒，知道我们来了，也坐了起来。她叫人给我们冲了咖啡，也要我们吃她常备着的饼干，与我们还说了一些话。我们发现，她已经忘记了那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在华裔圈子里的生活习气也都荡然无存，彻彻底底回归到她的原来。第三天，三姐还在回古晋的途中，我也刚回到了泗里街的工作岗位，就听说她死了。Ibu的名字是Among。

回到故里与妻儿团聚

Aya与我们一家聚餐后第二天傍晚，砂拉卓镇上的各族居民能来的都来给他送行。站在码头上，我们目送他走进只有雨盖却无壁方便上货卸货的船舱，也看着他一直面朝另一方、向着汐涨的河面站着不动。码头上虽然人多，却很安静。Aya在船舱里，一直就这样站着不动，只在船的引擎已经启动，船员也把缚在码头柱子上的绳索解了，他才回过头来，向我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都回去吧，别送了！我们都清晰看到他一脸痉挛、泪流满面的样子，也全面破防。Ibu失控、淘号，跌坐在地上捶胸捣心。三姐若不及时给人牢牢抱住，也已经向Aya冲了过去！

回乡那年，Aya 63岁。

回到了福建省的乡下，Aya先后寄来两帧黑白照片，一是一家三代全家福，另一帧是他与原配的合影。我们第一眼发现Aya蓄了短发，神采奕奕，无不说Aya看起来比以往年轻多了，尤其他的眼神，就是那些年时常看着我时的定格。他与我们通了好几封信，之后音讯全都断了。Aya回中国6年后的一天，我们收到Aya的长子寄来的信，告知Aya已经去世。Aya姓许名有水，在我还没有上学前，他曾告诉我，他的名字与母亲的共享“有”字。或许，就是这个机缘，让他与母亲一开始就确定了父女般的情谊。

过番来谋生不久就遇上日本南侵，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离乡背井那么久，而且一直就住在偏远的砂拉卓，估计也没存多少钱。在他以往写的古体诗词中，贴在墙上的一篇，有3个字，让我不得其解，问他，他说了，之后就一脸茫然，愣了许久不语，也绝然忘了我的存在。最近，很偶然翻阅到清代饶芝祥所写的〈高山流水·弹琴〉，其中“相亲不相见，凭腕下，写出相思。征棹已迟迟，鱼腹书尚依稀”，在重重叠叠的回忆中，这件事又清晰地凸显眼前，也猛然记起许多年前，他随意给我的那面团扇上所题的一行字，感触良深。资讯落后与交通极度不便的那个年代，辗辗转转往返两地的“鱼腹书”，他与至亲彼此都超负荷的思念，一年里又能相互传递几回？

许多以往想不透或悟不过来的事，在这冠状病毒肆虐，颠覆了所有之前的生活常态与极致的寂静日子里，让人不由自主地一再陷入对生命的无限思考。反复细看三姐珍藏了半个世纪的两帧老照片，Aya终于能回到故里与妻儿团聚了，为他感到万般欣慰的同时，千缕万绪、理也理不清、无可名状的情绪也直涌上心头。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已经历了68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