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政治乱局中看到司法独立曙光

与其被动地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托于日趋独立的司法单位，纳吉和阿末扎希肯定会把更大希望寄托于负责立法的国会，至少还可化被动为主动，凭本身与日俱增的民意基础在来届大选放手一搏、打一局翻身仗。尤其冀望届时成功让国家政权重新洗牌后，可在另一番新政局中找到为自己洗脱罪名的契机。

另一在政改领域令人惊喜的判决，则是来自古晋高庭司法专员萧亚历山大于去年9月间所批准的一批青少年司法检讨申请，以检讨当局自2019年国会通过修宪后却迟迟无法落实让18岁以上青年投票举措。

法官除了非常罕有的撤销联邦政府和选委会于今年9月才实施有关新举措的决定，更直接给有关当局下最后通牒和定下时间表，要求当局必须在去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执行工作。

换作是以前的一党独大年代，针对类似跟政府对着干的法庭判决，前者肯定会通过总检察署进行上诉以进行推翻，或有关法官将步上前上诉庭法官哈密苏丹的后尘，被指控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被安排审理任何涉及公众利益或联邦宪法的案件。

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至少以依斯迈沙比利为首的现任领导层没有漠视法庭判决，反而鲜有地展现民主绅士风度，宣称会尊重和执行有关判决和不再上诉。

其实宏观而言有关古晋高庭地判决是专业、成熟和果断的。正如我一向的主张，在三权分立底下，作为立法单位的国会理应是享有最高民意基础。因此当有关修宪法案已于2年多前在国会获得三分二民选议员绝对多数通过，那么内阁包括旗下的选委会则理应尽速落实有关新决策而不能有任何怠慢。

而在三权分立原则底下作为诠释法律的司法单位，其实在该案主要只是在本身权限范畴内彰显有关宪法新条款效应，并指示内阁必须尽速依法行事。

反之，被延迟的正义是被否决的正义。若任何政府为了本身切身狭隘利益议程而特意一再拖延有关新政改举措，则已严重破坏三权分立体制和以下犯上，背叛了一众选民尤其这批青年选民的委托。

按照当前政权不断更迭的局势进展，我甚至敢断定，倘若我们的司法单位没有作出这项中肯判决，最迟于明年5月举行的下届全国大选，我国所有18至20岁的青年也未必有机会投票。

另一案件则是同样引起举国瞩目的大马国籍目前海外产子，为孩子争取自动获得大马公民权个案。

在三权分立原则底下，司法单位除了一板一眼地诠释由国会所制定的法律，有时也可在整体法律框架之外，制定本身一套法律以纠正所涉及的宏观不公原则问题，或有时是为了填补相关的法律真空。

而在这起公民权争议里，其实联邦宪法的相关条款，即第2列表、第2部分的第1（b）和1（c）条款，的确明文规定只有海外产子的大马国籍父亲，可让孩子获得自动公民权。

无论如何，吉隆坡高庭法官阿克塔希于去年9月间接纳了起诉人，即某非政府组织和6名嫁给外国配偶的大马国籍母亲的申请理据，即有关宪法条款已抵触第8条款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得有性别歧视相关基本自由条款。并因此裁决有关海外产子母亲也与父亲平起平坐，享有平等的国籍传承权。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即便遇到非常强势的部长，即掌管内政部的韩沙再奴丁执意不屈服于有关高庭判决，并找了诸多有的没的借口寻求上诉，包括指必须先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批准才能修改有关宪法条款。

但有关高庭法官稍后依然坚定不移地站稳本身立场，非常罕有地驳回总检察署代表政府以上诉为由所提出的暂缓执行裁决申请，并指示国民登记局必需立即执行有关裁决。

无可否认，最近这数宗有利于彰显司法独立和摆脱政治干预的标志性个案，的确有助于提高民间社会对司法单位的信心，还有人民的普遍公民社会醒觉。

可以预见，接下来将会有更多长期被欺压和面对不公的弱势群体和单位，将会挺身而出到法院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或挑战一些不公或过时的法律。

但我还是要强调，给予司法单位和我们的法官自由和独立空间，专业地审判案件只是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其它同样重要但没有被兑现的相关体制改革承诺，还包括了分拆总检察署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和刑事案主控官的利益冲突职责、让国家大法官和总检察长的革除必需向国会问责等，以确保我国司法被政治干预的体制性矛盾能获得有效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