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长媳,她每年过年都要煮给二三十位亲人吃,煮了二十多年。有一年,她终于崩溃了,在除夕夜当晚搞失踪,躲到饭店客房,让所有人都找不到。经过那次事件后,她表明以后再也不做年夜饭,先生也接受她的决定,是说也不得不接受。
快过华人新年了,不知道马来西亚华人,会不会认定女人理所当然要做年夜饭呢?近20年来,台湾逐渐时兴外带年菜回家吃,或选择在餐馆里吃年夜饭,有人吃完满意就直接预订明年,简直一位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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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说是市场商业机制造成的群体现象,也可说是在人们需求下,促成了商业行为的发生,总之,都跟女人脱离不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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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采访一位台湾知名餐厅女老板,我问她:“去年除夕夜是怎么过的?”她告诉我,是哭着过的。我很惊讶,不明所以。她告诉我,她是单亲家庭,她有两个儿子,除夕夜儿子们带着媳妇、孙子一起回家过节,她做了满桌的菜,儿子两家人吃得开心,吃完便各自回自己家去了。
顿时,家中欢腾过后变得冷清,只剩下她一人与一大堆未洗的碗盘。当她终于把碗盘洗完、厨房清理过后,已经超过午夜12点,真是疲劳守岁法,累得泡了个热水澡,然后便坐在浴缸哭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再隔一年,她就决心不再做年夜饭了。
有次,在一场讲座上,一位女士告诉我,她身为长媳,每年过年都要煮给二三十位亲人吃,煮了二十多年。有一年,她终于崩溃了,在除夕夜当晚搞失踪,躲到饭店客房,让所有人都找不到。经过那次事件后,她表明以后再也不做年夜饭,先生也接受她的决定,是说也不得不接受。
有些家庭的子女体恤母亲年迈辛劳,决定除夕外食;有些女权高涨的家庭,女性摆明除夕罢工,家人便乖乖另寻“生路”。人们开始寻求解套,而餐饮业者也嗅到商机,2003年,台湾超商年菜销售量为2万套;到了2019年,一家名为老协珍的佛跳墙业者,光是过年档期就能卖出20万个佛跳墙,由此可知年菜外食外带的盛况,毕竟人们明白,餐桌上的气氛远比食物来得重要。
只是如果问我意见的话,我比较倾向折衷法,也就是接受年菜外带,但至少一、两道是自煮年菜。年菜就是每一家独有家的味道,不管再普通寻常,都有全家人共同记忆在内,这件事不该由商家代为决定。平时就很多外食机会,一年就这么一天可以全家吃饭,烹煮年菜的工作可以家人平均分摊,每人贡献一、两道,就有整桌菜了。
子女们心里总是心存侥幸:反正妈妈会做,有时间再学就好。而时间便这样蹉跎了,等到真正想吃时却已经学不到,怎么做就是少一味,徒留遗憾。母亲若年迈做不来,孩子可以透过母亲口述,接手烹制。
只是近年餐饮业人力短缺,为了抢人力要花上更多成本。还有餐厅业者认为员工回家团聚比赚钱重要,决定不赚过年财,加上疫情阴影笼罩,猜想明年选择在家过年的人会变多,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吃年夜饭,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团圆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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