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長媳,她每年過年都要煮給二三十位親人吃,煮了二十多年。有一年,她終於崩潰了,在除夕夜當晚搞失蹤,躲到飯店客房,讓所有人都找不到。經過那次事件後,她表明以後再也不做年夜飯,先生也接受她的決定,是說也不得不接受。
快過華人新年了,不知道馬來西亞華人,會不會認定女人理所當然要做年夜飯呢?近20年來,臺灣逐漸時興外帶年菜回家吃,或選擇在餐館裡吃年夜飯,有人吃完滿意就直接預訂明年,簡直一位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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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說是市場商業機制造成的群體現象,也可說是在人們需求下,促成了商業行為的發生,總之,都跟女人脫離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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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採訪一位臺灣知名餐廳女老闆,我問她:“去年除夕夜是怎麼過的?”她告訴我,是哭著過的。我很驚訝,不明所以。她告訴我,她是單親家庭,她有兩個兒子,除夕夜兒子們帶著媳婦、孫子一起回家過節,她做了滿桌的菜,兒子兩家人吃得開心,吃完便各自回自己家去了。
頓時,家中歡騰過後變得冷清,只剩下她一人與一大堆未洗的碗盤。當她終於把碗盤洗完、廚房清理過後,已經超過午夜12點,真是疲勞守歲法,累得泡了個熱水澡,然後便坐在浴缸哭了,她不明白為什麼要把自己弄得這麼累?再隔一年,她就決心不再做年夜飯了。
有次,在一場講座上,一位女士告訴我,她身為長媳,每年過年都要煮給二三十位親人吃,煮了二十多年。有一年,她終於崩潰了,在除夕夜當晚搞失蹤,躲到飯店客房,讓所有人都找不到。經過那次事件後,她表明以後再也不做年夜飯,先生也接受她的決定,是說也不得不接受。
有些家庭的子女體恤母親年邁辛勞,決定除夕外食;有些女權高漲的家庭,女性擺明除夕罷工,家人便乖乖另尋“生路”。人們開始尋求解套,而餐飲業者也嗅到商機,2003年,臺灣超商年菜銷售量為2萬套;到了2019年,一家名為老協珍的佛跳牆業者,光是過年檔期就能賣出20萬個佛跳牆,由此可知年菜外食外帶的盛況,畢竟人們明白,餐桌上的氣氛遠比食物來得重要。
只是如果問我意見的話,我比較傾向折衷法,也就是接受年菜外帶,但至少一、兩道是自煮年菜。年菜就是每一家獨有家的味道,不管再普通尋常,都有全家人共同記憶在內,這件事不該由商家代為決定。平時就很多外食機會,一年就這麼一天可以全家吃飯,烹煮年菜的工作可以家人平均分攤,每人貢獻一、兩道,就有整桌菜了。
子女們心裡總是心存僥倖:反正媽媽會做,有時間再學就好。而時間便這樣蹉跎了,等到真正想吃時卻已經學不到,怎麼做就是少一味,徒留遺憾。母親若年邁做不來,孩子可以透過母親口述,接手烹製。
只是近年餐飲業人力短缺,為了搶人力要花上更多成本。還有餐廳業者認為員工回家團聚比賺錢重要,決定不賺過年財,加上疫情陰影籠罩,猜想明年選擇在家過年的人會變多,無論選擇哪種方式吃年夜飯,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團圓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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