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部長可來可去,政府可換來換去,但政策就不要變來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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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出席非政府組織的人權日活動,難民最高專員署的高層人員很感慨的說,現在很多企業和廠商到該專員署“求”人。
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向來都存在,但從未如此嚴峻,僱主求助無門之下,寄望持有難民證的難民可以解決企業缺乏人手的燃眉之急。
疫情後傳出許多公司結業或裁員的消息,理應是“人找工”才對,不料情況正好相反,行管令結束後,很多行業不是被疫情的大浪衝到沙灘上,而是因為找不到人開工,公司無法投入運作。
在物以為稀為貴的原理下,合法外勞成了搶手貨。本報的新聞專題報道揭露了各行業的人力短缺到了“搶外勞”的嚴重地步,同行之間互相挖角,甚至為爭奪外勞而爆發爭執。
到底,外勞到哪兒去了?
大馬在疫情前大約有180萬名合法外勞,另外非法外勞估計有400萬人,即至少有580萬外勞在我國謀生,當時人們擔心大量外勞會成為社會的一顆計時炸彈,不止衍生社會問題,也變相拉低本地員工的薪金,剝奪本地人的就業機會。我國政府也一直設法減少外勞人數,從2018年起凍結引進外勞,到期的準證也不更新。
對外勞而言,大馬的吸引力正在減退當中,因為其他國家開出更好的條件,外勞輸出國本身也因為經濟起飛需要留住人力資源,造成外勞從我國慢慢流失。
我國在疫情爆發期間進行大規模篩檢,順道將不合法及有問題的外勞送回國,封關之後,外勞更是入境無門。
被疫情折騰兩年後,合法外勞只剩下120萬人,非法外勞也減少至大約180萬人,由48個團體組成的外勞專案組在去年10月時反映,疫情肆虐18個月裡,有60萬名外勞離開大馬,加上非法外勞有去無返,各行各業的人力資源出現真空。
要找本地人頂替外勞並非易事,雖然疫情後有很多人失業,但是本地人對工作依然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骯髒、危險、艱難的3D工作不在考慮範圍,而願意做這些工作的人則寧可去鄰國賺新幣。
人手短缺的問題會帶來連鎖反應,本報策劃了探討百貨漲價的新聞追蹤報道,結果發現許多生活用品和食品價格飆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外勞短缺。
例如金馬侖菜農的情況,由於人手短缺,小園主被逼一再調整外勞的薪水,一些外勞恃著有經驗有準證向僱主開出條件,承包整個菜園的作業,差不多等於和僱主成了商業夥伴,然而僱主得負擔其他開銷和成本,還要承受菜價跌的風險,到底誰是老闆都糊塗了。
對業者而言,外勞政策翻來覆去才是最頭痛的問題。過去政府時而收緊政策,採取非法外勞大逮捕行動,斬釘截鐵的要讓非法外勞沒有立足之地,然而不久後,卻又聽到漂白外勞的消息。
政府通過漂白計劃過濾非法外勞,讓符合條件的合法化,出發點是好的,不過卻打造了外勞跳草裙舞的平臺,只要東家不盡他意,可以到西家討更高薪工作,反正不斷會有漂白計劃推出,黑工就變合法了。
其實這是雞和雞蛋的問題。如果沒有一些僱主鋌而走險僱用非法外勞,理論上就不會有政策反反覆覆的問題,所以僱主也該負責任,不能濫用引進外勞的便利和只為牟取利益,而是根據真正需求引進員工。
減少對外勞的依賴是僱主和政府的終極目標,但這是長期策略,工業4.0改革計劃才寫了第一撇,不可能短期內達標。在目前百廢待興的時候,沒有時間再磨蹭,各國已經在起跑線上各就各位,人資部必須得加快腳步瞭解各領域的勞工需求,重新制定後疫情時代的外勞政策。
最重要的是,部長可來可去,政府可換來換去,但政策就不要變來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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