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俊奇 | 扫雪的人，周作人

而说到文字的温婉和清秀，我至今仍是为周作人的文字倾倒，而那倾倒，远远比惊艳还要高上几个层次，因为周作人的文体根本没有章法可循，既不承鲁迅的锋利，也不屑张爱玲的华丽，就连苍凉，他笔下的苍凉，也是稍纵即逝，不留痕迹——我读知堂老人，就是爱读他淡如薄霭的文字，而那淡，不是排场，是韵味，是氛围，是回荡，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张爱玲文句里边警句太多，而且雕琢修饰的手法太繁复，多少有点不太耐烦，可张爱玲文字之好，正是好在情绪的渗透力极强，易如反掌就骑劫读者的思维和感受，像个文字的阿修罗，用最温柔的暴烈，将读她的人，统统推落情感的八道轮回——偏偏周作人推崇的，明显是“忘路之远近，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落英缤纷”，比陶渊明更隐世、更干净的抒写方式，他最不愿意的，恰巧是如张爱玲那般，像拔出寒风凛凛的冷剑一样，每一个句子都凌厉得让人焦虑不安的路数。

而写周作人，怎么避，都避不开鲁迅，运命狡猾，一开始就故意将两人捆绑在一起，等到厄运恶狠狠地砸下来，之前纠葛的得失、聚散和残全，又有什么是看不破放不下的？后来鲁迅在上海逝世，周作人接到周建人给他发的电报，当下心底一揪，马上托付同乡带着电报急急赶到北京西三条报信，到底亲兄弟一场，之前的恩怨，全在生关死劫面前，一一搁了下来，周作人更随即赶往鲁迅在北京的住处，看见当时北房坐着神情哀痛的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而那南屋，则是平日鲁迅看书写作的屋子，周作人当即自权，将之改成临时致祭之处，墙壁上挂起一张鲁迅的画像，画里的鲁迅十分癯瘦，约莫是卅岁光景给画的，前面一张长桌则摆着简单的祭品，据说也是周作人一手一脚张罗，他没有忘记他哥哥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提到鲁迅原配朱安，虽然与鲁迅情分浅薄，可是一脸肃穆，明明才五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却苍老得吓人，穿着白鞋白袜，还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的发髻，也端端正正地用白绳束着，紧紧咬着丧夫寡妇应守的规矩，一点也不肯马虎，令我对朱安女士从一而终的坚定，没有办法不肃然起敬。

反而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直都被大家视为周氏兄弟失和的关键人物，有说因为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又有说主要是鲁迅看不过眼羽太信子花起钱来挥霍无度，是个凶悍而贪财的妇人，遂以长兄身分开声进谏，结果冒犯了羽太信子，反向周作人告鲁迅一状——这事谁是谁非，到现在还是一团谜，但两兄弟为一个日本女人反目成仇，到底有点可惜，而且老年的羽太信子，因为精神衰弱，经常对周作人大声叱喝的八卦，也时有所闻，大家这才知道她其实并没有一般日本妇女坚守嫁后从夫的谦恭温顺。

可周作人终究是个深情之人，他最后一次写信向香港的朋友鲍耀明要求炼乳一罐，也全是为了罹患胃病，成日呕吐的妻子作的请求。可惜的是，寄出的炼乳还没收到，信子已在北大医院的急救室内病逝——周作人蹒跚地步出病房，在医院的庭园里找张椅子坐下，过去种种，如海浪扑岸，一波比一波凶悍，不断向他扑将过来，他想起当年为了信子与鲁迅翻脸；想起晚年神经衰弱的妻子，不停对他无理取闹；想起五十余年的夫妻，到后来虽然义多情少，但那情分也都未被现实的惨厉所消灭，所有的忧患与共，终究也有过让人不胜唏嘘的幸福，因此周作人对信子，实实在在掖着许多我们看不见的真情实意，而知堂老人那些沉淀下来的往事，现在我们一件一件的往回看，竟都温静似烟，冰润如玉，留下的全是爱的遗迹。

誓死维护读书人的尊严

后来知堂老人晚年窘迫，吃食短缺，经常要求鲍耀明帮忙寄递食物，心里终究是过意不去，并也不想一味承受鲍耀明的恩惠，所以把珍藏的书画、信件和手稿，陆陆续续都寄到香港去，里头甚至还包括和胡适、徐志摩及刘半农等人的通信，以及大书法家沈尹默给知堂老人写的“苦雨斋”横幅，全都一并送给鲍耀明，这背后的因由只有一个——越是落魄的人，越是急着顾全自己的自尊。更何况周作人是那么一个具有人格洁癖的人，即便老年处处被红卫兵制伏，以致步履蹒跚，举步迟疑，可他读书人的气节还是一样的挺拔笔直，谁也别想将他的头脸按在黄土上践踏。

印象尤深的是，周作人最后的日子，常常穿一介很旧的粗布马褂，一双在脚底下瑟缩的破旧布鞋，显得特别的寒素，可是那时候的周作人，景况越困顿，写下来的东西，言辞反而越清明越端正，辞别了年轻时的趾高气扬，也褪下了眼睛总是白多黑少，看人总带点轻蔑的留日归来的社会精良的做派。

我记得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三度翻译《源氏物语》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也相当欣赏周作人，两人不算相熟，但见过一次，周作人给谷崎润一郎的印象是温和中略带阴柔，有一种幽静而清闲的气息，这点和鲁迅的辛辣和讽刺，实在是大相径庭的。而作为亲兄弟，周作人比鲁迅更有贵族气质，肤色白皙，态度谦虚，举止间带着日本文人的儒雅，而且日语发音准确，说得比鲁迅还要好，并且讲话时不太正视对方，总是微微低下头来，声音低而细，让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读书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可我也一直没有忘记，知堂老人给自己刻的最后一枚印章，写的正是“寿则多辱”4个字，当时他已经八十有一，周作人的孙子目睹祖父倒在屋前的泥地上，一大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命令周作人跪下，用皮带大力鞭打，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崇日卖国罪行，并宣布对他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周作人始终侧着身子，用胳膊肘撑起大半边身子，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终究不肯在众人面前斯文扫地，在屋外结结实实跪上整整3天，他的孙子看了，噙着眼泪，却爱莫能助，因为他明白，到最后周作人坚持的只有一事，他是一个读书人，一定要维护读书人的尊严。

最让人不齿的是，老年的周作人，红卫兵给他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粮店也被警示，只能给周作人卖粗粮，因此知堂老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玉米面糊配酱豆腐，结果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长时间躺着，两条腿很快就浮肿起来——因此不止一次，他摊开皱巴巴的400字红格稿纸，写信给周恩来，然后要儿媳妇避开红卫兵送到派出所，要求转交周总理，心里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可以给他颁发“安乐死卫生条例”，让他一死了之——读到这里，我呼一口气，把书本掩起，实在不忍心再读下去，脑海中浮现的，是红卫兵强硬要给周作人的双手扣上铁镣，他怎么都不肯就范，低下头微弱地反抗，“千万不要这样，我是个读书人，我随你们走便是——”时代的鞭挞和造化的戏弄，就好像雪地上车马狂奔而过留下的踪迹，而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仿佛是个穿着袈裟扫雪的人，不管怎么扫，也扫不尽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千般委屈和怀才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