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俊奇 | 掃雪的人，周作人

而說到文字的溫婉和清秀，我至今仍是為周作人的文字傾倒，而那傾倒，遠遠比驚豔還要高上幾個層次，因為周作人的文體根本沒有章法可循，既不承魯迅的鋒利，也不屑張愛玲的華麗，就連蒼涼，他筆下的蒼涼，也是稍縱即逝，不留痕跡——我讀知堂老人，就是愛讀他淡如薄靄的文字，而那淡，不是排場，是韻味，是氛圍，是迴盪，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對張愛玲文句裡邊警句太多，而且雕琢修飾的手法太繁複，多少有點不太耐煩，可張愛玲文字之好，正是好在情緒的滲透力極強，易如反掌就騎劫讀者的思維和感受，像個文字的阿修羅，用最溫柔的暴烈，將讀她的人，統統推落情感的八道輪迴——偏偏周作人推崇的，明顯是“忘路之遠近，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落英繽紛”，比陶淵明更隱世、更乾淨的抒寫方式，他最不願意的，恰巧是如張愛玲那般，像拔出寒風凜凜的冷劍一樣，每一個句子都凌厲得讓人焦慮不安的路數。

而寫周作人，怎麼避，都避不開魯迅，運命狡猾，一開始就故意將兩人捆綁在一起，等到厄運惡狠狠地砸下來，之前糾葛的得失、聚散和殘全，又有什麼是看不破放不下的？後來魯迅在上海逝世，周作人接到周建人給他發的電報，當下心底一揪，馬上託付同鄉帶著電報急急趕到北京西三條報信，到底親兄弟一場，之前的恩怨，全在生關死劫面前，一一擱了下來，周作人更隨即趕往魯迅在北京的住處，看見當時北房坐著神情哀痛的魯迅母親和原配朱安，而那南屋，則是平日魯迅看書寫作的屋子，周作人當即自權，將之改成臨時致祭之處，牆壁上掛起一張魯迅的畫像，畫裡的魯迅十分癯瘦，約莫是卅歲光景給畫的，前面一張長桌則擺著簡單的祭品，據說也是周作人一手一腳張羅，他沒有忘記他哥哥愛吃什麼，不愛吃什麼——我印象最深的，是書裡提到魯迅原配朱安，雖然與魯迅情分淺薄，可是一臉肅穆，明明才五十出頭的人，看上去卻蒼老得嚇人，穿著白鞋白襪，還用白帶扎著腿，頭上挽著的髮髻，也端端正正地用白繩束著，緊緊咬著喪夫寡婦應守的規矩，一點也不肯馬虎，令我對朱安女士從一而終的堅定，沒有辦法不肅然起敬。

反而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直都被大家視為周氏兄弟失和的關鍵人物，有說因為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又有說主要是魯迅看不過眼羽太信子花起錢來揮霍無度，是個兇悍而貪財的婦人，遂以長兄身分開聲進諫，結果冒犯了羽太信子，反向周作人告魯迅一狀——這事誰是誰非，到現在還是一團謎，但兩兄弟為一個日本女人反目成仇，到底有點可惜，而且老年的羽太信子，因為精神衰弱，經常對周作人大聲叱喝的八卦，也時有所聞，大家這才知道她其實並沒有一般日本婦女堅守嫁後從夫的謙恭溫順。

可週作人終究是個深情之人，他最後一次寫信向香港的朋友鮑耀明要求煉乳一罐，也全是為了罹患胃病，成日嘔吐的妻子作的請求。可惜的是，寄出的煉乳還沒收到，信子已在北大醫院的急救室內病逝——周作人蹣跚地步出病房，在醫院的庭園裡找張椅子坐下，過去種種，如海浪撲岸，一波比一波兇悍，不斷向他撲將過來，他想起當年為了信子與魯迅翻臉；想起晚年神經衰弱的妻子，不停對他無理取鬧；想起五十餘年的夫妻，到後來雖然義多情少，但那情分也都未被現實的慘厲所消滅，所有的憂患與共，終究也有過讓人不勝唏噓的幸福，因此周作人對信子，實實在在掖著許多我們看不見的真情實意，而知堂老人那些沉澱下來的往事，現在我們一件一件的往回看，竟都溫靜似煙，冰潤如玉，留下的全是愛的遺蹟。

誓死維護讀書人的尊嚴

後來知堂老人晚年窘迫，吃食短缺，經常要求鮑耀明幫忙寄遞食物，心裡終究是過意不去，並也不想一味承受鮑耀明的恩惠，所以把珍藏的書畫、信件和手稿，陸陸續續都寄到香港去，裡頭甚至還包括和胡適、徐志摩及劉半農等人的通信，以及大書法家沈尹默給知堂老人寫的“苦雨齋”橫幅，全都一併送給鮑耀明，這背後的因由只有一個——越是落魄的人，越是急著顧全自己的自尊。更何況周作人是那麼一個具有人格潔癖的人，即便老年處處被紅衛兵制伏，以致步履蹣跚，舉步遲疑，可他讀書人的氣節還是一樣的挺拔筆直，誰也別想將他的頭臉按在黃土上踐踏。

印象尤深的是，周作人最後的日子，常常穿一介很舊的粗布馬褂，一雙在腳底下瑟縮的破舊布鞋，顯得特別的寒素，可是那時候的周作人，景況越困頓，寫下來的東西，言辭反而越清明越端正，辭別了年輕時的趾高氣揚，也褪下了眼睛總是白多黑少，看人總帶點輕蔑的留日歸來的社會精良的做派。

我記得曾經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並且三度翻譯《源氏物語》的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也相當欣賞周作人，兩人不算相熟，但見過一次，周作人給谷崎潤一郎的印象是溫和中略帶陰柔，有一種幽靜而清閒的氣息，這點和魯迅的辛辣和諷刺，實在是大相徑庭的。而作為親兄弟，周作人比魯迅更有貴族氣質，膚色白皙，態度謙虛，舉止間帶著日本文人的儒雅，而且日語發音準確，說得比魯迅還要好，並且講話時不太正視對方，總是微微低下頭來，聲音低而細，讓谷崎潤一郎對中國的讀書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可我也一直沒有忘記，知堂老人給自己刻的最後一枚印章，寫的正是“壽則多辱”4個字，當時他已經八十有一，周作人的孫子目睹祖父倒在屋前的泥地上，一大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11號，命令周作人跪下，用皮帶大力鞭打，要他老老實實交代崇日賣國罪行，並宣佈對他執行無產階級專政，而周作人始終側著身子，用胳膊肘撐起大半邊身子，撐不住了就換另一邊，終究不肯在眾人面前斯文掃地，在屋外結結實實跪上整整3天，他的孫子看了，噙著眼淚，卻愛莫能助，因為他明白，到最後周作人堅持的只有一事，他是一個讀書人，一定要維護讀書人的尊嚴。

最讓人不齒的是，老年的周作人，紅衛兵給他定的生活標準是每月10元，糧店也被警示，只能給周作人賣粗糧，因此知堂老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玉米麵糊配醬豆腐，結果因為營養不良，加上長時間躺著，兩條腿很快就浮腫起來——因此不止一次，他攤開皺巴巴的400字紅格稿紙，寫信給周恩來，然後要兒媳婦避開紅衛兵送到派出所，要求轉交周總理，心裡只有一個要求，希望政府可以給他頒發“安樂死衛生條例”，讓他一死了之——讀到這裡，我呼一口氣，把書本掩起，實在不忍心再讀下去，腦海中浮現的，是紅衛兵強硬要給周作人的雙手扣上鐵鐐，他怎麼都不肯就範，低下頭微弱地反抗，“千萬不要這樣，我是個讀書人，我隨你們走便是——”時代的鞭撻和造化的戲弄，就好像雪地上車馬狂奔而過留下的蹤跡，而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彷彿是個穿著袈裟掃雪的人，不管怎麼掃，也掃不盡那個時代的讀書人的千般委屈和懷才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