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因素肇災害，停止歸咎於氣候

此外，許多天災的發生也不僅僅是自然過程，實則是基於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而變得更有可能及更強烈。儘管人們早已理解這一點，但天災仍然被解釋為“上帝的行為”，或被描述為“自然”。

《自然》網站在一篇專題報導中，呼籲停止將災難的發生歸咎於氣候。相對於指責大自然或氣候，明確傳達人類活動在災害中所起的作用的論述，將更有利於採取積極主動、公平以及最終成功的方法來減少災害造成的影響。

若將洪水、乾旱及熱浪等與氣候有關的危害稱為“氣候”或“自然”災難，意味著災害與脆弱性無關。事實上，脆弱性往往是被構建的，這包括沒有計劃的城市化進程、系統性的不公正（如一些人被拒絕獲得資源），以及由於宗教、種姓、階級、種族、性別或年齡而被邊緣化。

脆弱性其實是社會和政治過程的產物，包括權力及（不良）治理等因素。這些結構性不平等的產生方式往往是故意的，同時紮根於社會和政治結構中。

根據報導引用的例子，在城市地區，由於城市規劃過程中沒有考慮到風險因素，自然危害變成了災害。──因為基礎設施不足，缺乏可以減少影響或幫助從過去的災害中恢復的社會支持系統，以及將最脆弱的人群推到危險地區居住的過程。這就造成了不相稱的影響（可見與不可見的損失及損害），特別是在同時存在多種危險的情況下。

從肆虐全球逾兩年的冠病大流行就可以看到這些影響：冠病疫情與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其他自然災害結合在一起，可能使已經脆弱的人口變得更加脆弱，也就是複合脆弱性。例如，在冠病疫情期間，許多地方缺乏醫療保健系統，加上缺乏其他社會保護系統，以及不良的減少災害風險措施與治理，從而加劇了這些災害的影響。

報導認為，將災難的發生歸咎於自然或氣候只是一種責任轉移。主要是人類的影響產生了脆弱性，而把矛頭指向自然原因則會產生一種政治上方便的危機敘述，用來證明反應性的災害法律和政策的合理性。例如，城市地區的政府更容易指責自然，而不是解決由人類造成的社會及物理脆弱性。

此外，轉移責任也導致不公平的現狀得以持續，即社會中最脆弱的人，往往是每一次災難發生時都是受到最嚴重影響的受害者。將災難的發生歸咎於自然的論述，也為那些對造成脆弱性負責的人鋪設了一條微妙的、逃脫責任追究的藉口。

氣候科學及歸因可發揮重要作用

對氣候相關危害的評估往往集中在基於氣候模型網格點的空間尺度的指標上，如用一年中最熱的一天來表示極端高溫的變化，抑或是氣象學上最極端的事件。相反的，為了幫助減少災害影響，在與風險及脆弱性相關的時間及空間尺度上評估危害會更有參考價值，例如在一天或幾天內觀察城市中跨越特定溫度閾值的熱浪，而不是估計國家尺度的極端熱。

評估的空間尺度可以產生很大的差異。據估計，由於氣候變化，歐洲於2018年出現熱浪的可能性增加了30倍，可是，在死亡率最高的3天裡，歐洲個別城市出現極端高溫的可能性僅高出2至5倍。

氣候科學及歸因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區分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是災害的關鍵驅動因素方面。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氣候變化加劇了風險，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危害很可能會惡化，而過去的觀察結果變得越來越不相關。氣候變化的歸因也必須用來溝通今天哪些災害是部分或全部由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所造成。

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組的第六次評估報告發布後，各國的政策決定者有機會進行反思及行動，進而設法大大地減少災害帶來的影響。

不過，人類必須停止指責大自然或氣候造成災難，並將脆弱性和公平放在積極主動及參與的災害法律和政策的中心位置。對這種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位是一個必要的起點，以確定與利用結構性的、系統性以及有利的解決方案，將社會轉變為更加公平且擁有長期的抗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