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结合了Delta和Omicron的超级变种病毒株的消息迅速传播时,研究人员却宣称Deltacron从未存在过,并指相关的病毒基因体序列可能是由污染造成。从新变种病毒的发现到被指不存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塞浦路斯大学生物科学教授、生物技术及分子病毒学实验室负责人莱昂迪奥斯.科斯特里基斯(Leondios Kostrikis)于1月7日在当地电视台宣布,他在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几个冠状病毒(SARS-CoV-2)的基因组合,其中有结合了Delta和Omicron两种变种病毒株的全新变种病毒株。
科斯特里基斯和他的团队于当天晚上将被他们命名为“Deltacron”的变种病毒株的其中25个病毒基因体序列上传到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 Initiative/GISAID),几天后又再上传27个病毒基因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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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cron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株于1月8日随著彭博新闻社的报道,随即成为国际大新闻。
对Deltacron,科学界迅速作出反应。许多专家在社交媒体及媒体上宣称,这52个病毒基因体序列并不指向一个新的变种病毒株,也不是病毒之间的重组──遗传信息共享──的结果,而可能是由于实验室的污染。
驻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的世界卫生组织冠病技术小组成员克鲁蒂卡.库帕利于1月9日在推特发文说:“没有Deltacron这样的东西。Omicron和Delta并没有形成一个超级变种病毒株。”
有关冠状病毒的病毒基因体序列成为短暂但激烈的科学争论的焦点,背后故事非常的复杂,虽然一些研究人员称赞共享系统迅速抓住了一个可能的测序错误,但其他人则警告说,这事件可能为冠病疫情期间错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
科斯特里基斯声称,他最初的假设的某些方面被误解了,而且──尽管一些媒体认为这个混乱的名字意味着这些病毒基因体序列是Delta和Omicron两种变种病毒株重组病毒的序列──但他从未说过这些序列代表了这两种变种病毒的混合。
尽管如此,在研究人员上传病毒基因体序列72小时后,科斯特里基斯将它从数据库的公众视野中删除,以待进一步审查。
GISAID基金会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官员谢丽尔.班尼特告诉《自然》网站,由于自2020年1月以来已有超过700万个冠状病毒基因组被上传到GISAID数据库,一些测序错误不应该视为是一个意外。
她认为,仓促地对那些在巨大时间压力下而无法及时生成数据的实验室所提供的数据下结论,对遏制任何疫情都没有帮助。
Deltacron的病毒基因体序列,是从科斯特里基斯和他的团队于2021年12月获得的病毒样本中所产生,是追踪冠病变种病毒株在塞浦路斯传播的努力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在检查它们的一些病毒基因体序列时,注意到在穗状蛋白的基因中有一个帮助病毒进入细胞,类似Omicron的遗传特征。
科斯特里基斯在给《自然》的一封电邮中表示,他最初的假设是一些Delta的病毒颗粒独立地进化出了与Omicron中常见的秒杀基因类似的突变。但是在广泛的新闻报道之后,其他从事基因测序及冠状病毒的科学家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实验室错误。
对任何基因组进行测序都取决于引物──短小的人造DNA,通过与目标序列结合作为测序的起点。然而,Delta的穗状基因有一个突变,降低了一些引物与之结合的能力,使得对基因组的这一区域进行测序更加困难。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什里夫波特分校的病毒学家杰里米.卡米尔说,Omicron没有这种突变,因此如果任何Omicron的病毒颗粒由于污染而被混入样本,它可能会使测序的尖峰基因看起来与Omicron相似。
他表示,这类型的污染“非常、非常普遍”。
科学家们必须谨言慎语
不过,科斯特里基斯反驳说,如果Deltacron是污染的产物,测序应该会发现Omicron的病毒基因体序列有类似Delta的突变,因为Omicron有自己的引物阻碍突变。
他说,Deltacron属实验室污染的说法是社交媒体带头提出,没有考虑他们的完整数据,也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的确凿证据证明它不是真的。
无论如何,其他研究人员指出,即使这些病毒基因体序列不是污染的结果,科斯特里基斯发现的突变也不是Omicron所独有,在其他变种病毒株中也能找到,这使得Deltacron成为一个错误的名称。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病毒学家托马斯.皮卡克说,事实上,GISAID充斥着在其他变种病毒株中看到的病毒基因体序列元素的序列,而且类似的病毒基因体序列一直被上传到该资料库。
“但是,一般来说,没有驳斥的必要,因为没有大量的国际媒体对它们进行报道。”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以避免卷入争议的病毒学家表示:“科学家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所说的内容。我们说的一些内容,可以会令到边界被封锁。”
科斯特里基斯说,他如今正在检阅世界各地的知名科学家对其声明所表达的所有关键观点。此外,他也计划将研究报告提交给同行评审。
在这期间,卡米尔和其他研究人员担心,这类事件可能会使研究人员对分享时间敏感的数据更加犹豫不决。“你必须允许科学界进行自我纠正。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你必须促进病毒基因组数据的快速共享,因为这就是我们发现变种病毒株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