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华裔对国家的愤怒,其实是代表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在心理学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完全的放弃并不会体现为懊恼怒气,而是彻底的沉默不语和完全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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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农历新年看似理所当然,是我们先辈多个世代奋斗的成果。多年建立的家园和国土,不少人离开了,有些只是工作,有些已经移民归顺他乡了。留下来的我们,如何合理化本身的安身立命,这包括了怎样面对在疫情蹂躏后安抚丧失亲友的伤痛,经济转型造成的个人事业和企业成长的挑战,以及在族群关系被政客撕裂后的混乱。
大马华人对这个国家心有千千结,充满爱恨的矛盾。其中一些是以华人作为本位思考造成的,当然政治精英在权力分享中的失策也难逃其咎。我看过很多次,大马华人知识分子在面对外国人时,往往会以单方面的角度来控诉政策不公,一些甚至无视于当前社会现实来做结论。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有时候像怨妇或怨夫。
当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普罗大众更难免落入同样的怨声载道之深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华社部分人的各类控诉已经达到了接近病态的状态。我甚至遇过几位是那种无法控制情绪,几近心理毛病的躁郁症者。他们一开口,充满了对过去到现在的仇恨,对他族和国家,似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解。
留下来的华裔,不管是有选择还是没选择的、乐意还是不乐意的,是否需要去思考既然都身在其中,何必很痛苦地生活在这里,如何避免把自己搞到接近心理毛病的临界点。其实我认为,如果你决定在这里生活,需要去认识这个社会的两个现实,并且看看到底谁才是马来西亚真正的边缘人。
第一个现实是,短期内,由于收入的不平等,国内的扶弱政策不管是以何种形式来推动,无论哪个政治集团执政,也将持续。根据2019年发布的资料,国内族群收入的分布中,华族家庭在高收入组别占有超过一半。所以这个数据将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因为背后是获取选票的支持。
第二个现实是,长期而言,伊斯兰化将深化。一些研究显示,受高等教育的穆斯林中产阶级,更加拥抱伊斯兰价值,并视之为生活中的指导,一些更要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要在大马生活,就要和这个趋势共存。
放眼国内的各个阶层,我认为有三个真正的边缘群体。
第一个是居住环境糟糕的外劳。他们不只常常受到雇主在工时薪资上的剥削,工作没有基本福利保障,还受到日常的歧视。一些本地上市企业对待外劳的手法,已经被美国和加拿大视为强迫劳动。这劳动条件的低落,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不义只不过是原本不平等的衍生。
第二个群体是本地的合约员工。大家熟知政府医院的合约医生之诉求,不过,除了接受专业高等教育的医生,更多的本地合约员工面对的是基本工作缺乏保障,随时被解雇抛弃的处境,一些更是以时薪计算,比如清洁工人,生病没工作,自生自灭。
第三个群体是社会中各个弱势群体,比如先天和后天身体残障者、性别少数、单亲家庭、患上严重疾病的贫困人士等等。我们的国家,对他们的关注度和实际投入的资源,远远低于种族和宗教政治的需要。
环球各国也面对不同程度的纷乱和不安定,世界各地的受雇者工作不保和低薪,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一些国家政治局势混乱甚至到了需要战争来解决的地步。看来我们的困境不是马来西亚单独的问题,而是当下的共同命运。在疫情和新局势的冲击下,人类文明和科技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挑战,许多事物需要重新去认识和理解,其方向和具体内容也不明朗。让我们以抽离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允许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各种国内的新旧矛盾,以免更加不快乐。
我始终觉得,不少华裔对国家的愤怒,其实是代表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在心理学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完全的放弃并不会体现为懊恼怒气,而是彻底的沉默不语和完全的冷漠。因此,带着矛盾和抱怨的背后,是华族对未来的憧憬和美好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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