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華裔對國家的憤怒,其實是代表仍然沒有放棄希望。在心理學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完全的放棄並不會體現為懊惱怒氣,而是徹底的沉默不語和完全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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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農曆新年看似理所當然,是我們先輩多個世代奮鬥的成果。多年建立的家園和國土,不少人離開了,有些只是工作,有些已經移民歸順他鄉了。留下來的我們,如何合理化本身的安身立命,這包括了怎樣面對在疫情蹂躪後安撫喪失親友的傷痛,經濟轉型造成的個人事業和企業成長的挑戰,以及在族群關係被政客撕裂後的混亂。
大馬華人對這個國家心有千千結,充滿愛恨的矛盾。其中一些是以華人作為本位思考造成的,當然政治精英在權力分享中的失策也難逃其咎。我看過很多次,大馬華人知識分子在面對外國人時,往往會以單方面的角度來控訴政策不公,一些甚至無視於當前社會現實來做結論。在外國人面前,他們有時候像怨婦或怨夫。
當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普羅大眾更難免落入同樣的怨聲載道之深淵。有時候我覺得,我們華社部分人的各類控訴已經達到了接近病態的狀態。我甚至遇過幾位是那種無法控制情緒,幾近心理毛病的躁鬱症者。他們一開口,充滿了對過去到現在的仇恨,對他族和國家,似乎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和解。
留下來的華裔,不管是有選擇還是沒選擇的、樂意還是不樂意的,是否需要去思考既然都身在其中,何必很痛苦地生活在這裡,如何避免把自己搞到接近心理毛病的臨界點。其實我認為,如果你決定在這裡生活,需要去認識這個社會的兩個現實,並且看看到底誰才是馬來西亞真正的邊緣人。
第一個現實是,短期內,由於收入的不平等,國內的扶弱政策不管是以何種形式來推動,無論哪個政治集團執政,也將持續。根據2019年發佈的資料,國內族群收入的分佈中,華族家庭在高收入組別佔有超過一半。所以這個數據將成為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因為背後是獲取選票的支持。
第二個現實是,長期而言,伊斯蘭化將深化。一些研究顯示,受高等教育的穆斯林中產階級,更加擁抱伊斯蘭價值,並視之為生活中的指導,一些更要其在政治上發揮積極作用。所以要在大馬生活,就要和這個趨勢共存。
放眼國內的各個階層,我認為有三個真正的邊緣群體。
第一個是居住環境糟糕的外勞。他們不只常常受到僱主在工時薪資上的剝削,工作沒有基本福利保障,還受到日常的歧視。一些本地上市企業對待外勞的手法,已經被美國和加拿大視為強迫勞動。這勞動條件的低落,和我們有直接的關係,這樣的不義只不過是原本不平等的衍生。
第二個群體是本地的合約員工。大家熟知政府醫院的合約醫生之訴求,不過,除了接受專業高等教育的醫生,更多的本地合約員工面對的是基本工作缺乏保障,隨時被解僱拋棄的處境,一些更是以時薪計算,比如清潔工人,生病沒工作,自生自滅。
第三個群體是社會中各個弱勢群體,比如先天和後天身體殘障者、性別少數、單親家庭、患上嚴重疾病的貧困人士等等。我們的國家,對他們的關注度和實際投入的資源,遠遠低於種族和宗教政治的需要。
環球各國也面對不同程度的紛亂和不安定,世界各地的受僱者工作不保和低薪,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一些國家政治局勢混亂甚至到了需要戰爭來解決的地步。看來我們的困境不是馬來西亞單獨的問題,而是當下的共同命運。在疫情和新局勢的衝擊下,人類文明和科技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挑戰,許多事物需要重新去認識和理解,其方向和具體內容也不明朗。讓我們以抽離的心情來看待這一切,允許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各種國內的新舊矛盾,以免更加不快樂。
我始終覺得,不少華裔對國家的憤怒,其實是代表仍然沒有放棄希望。在心理學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完全的放棄並不會體現為懊惱怒氣,而是徹底的沉默不語和完全的冷漠。因此,帶著矛盾和抱怨的背後,是華族對未來的憧憬和美好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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