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既然是高度务实的民族,谁的私立大学办得好,孩子的出路好,学费即使贵一点,也会把孩子送进去。
根据高教部教育总监于2019年5月间对媒体宣布的数据,全国共有20家公立大学,467家私立大专院校。公立大学约有50万名学生,私立大专生有学生60多万,而私立大专中,有47家全方位大学、34家大学学院、10家外国大学设在本地的海外校园,以及其他各类大小不一的专校或培训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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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大马的公私大专教育,和二战后的欧美高等教育一样,已从精英教育,迈入普及化教育。在全国17岁到23岁的年轻人中,已有44%接受过高等教育,较1970年代末期的14%,增加了3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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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专于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一是国际知识经济形势的需求加剧与家庭收入的改善,二是巫统主导政府为继续给予马来学生进入公立大学的超额优先权,不得不在政治立场取得平衡点,修改高等教育法令以纾解华社和印裔家长的诉求与压力,允许私立大专更自由创立并赋予学生申请贷学金的权利。但条件是学制必须受高等教育部所设要求管制、运营经费自理,以及教学媒介语必须是马来文或英语。高等教育部属下的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 (MQA),便是监管公私大专课程与鉴定资格的专业组织。
私立大专运营经费自理这个条件,自然会吸引商家财团以商业性质办校,而且几乎所有私立大专都选择了用英语教学。在商言商,以商业性质办大学就不得不以实用科系为主,以吸引华印裔和国际生为对象,应市场需求培训学生取得高回报的职业为主要目标。职场难觅工作的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地理、音乐、文学或戏剧等就一般不开办为主科系,只是把它们选择性的列入一些通识课。通识课是高教部规定的必修课,其宗旨有扩大学生视野和提升国民意识的作用。
基于大多数私立大专选办的实用课程科系很相似,私立大专之间为争取优质和家境较宽裕学生就不免展开激烈竞争。在招生竞争层面,大财团靠其财雄势大,在增添先进设备、招聘优质教师、管理层的专业化和企业化,占了很大优势。大财团兴办的大学,诸如泰莱大学、双威大学,世纪大学、英迪国际大学、城市大学、精英大学以及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等,学费虽相对高,但学生人数却在5000到2万之间,其中还有大批外国学生。这类有竞争力的大学以盈利为主,不向社会募捐,只靠学杂费运营,由于学生多,财务基本不成问题。
顺便提一提向华社募捐并与华团关系密切、强调华教的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和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据高教部2021年资料,这三家民办大学的学生分别只有1880、1550和670人。这三家大学虽也用英语教学,学费相对低,但招生却显得困难重重,为何不获华社学生与家长支持呢?
我们尝试从华人家长的心态来理解。华社家长之间观念虽迥异不齐,但可分成两大类:务实型和民族文化精神型,而笔者认为务实型占据绝大多数。想当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也是利用英语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资以发展经济的务实策略,使华人家长考虑孩子的未来而停止送孩子进华校中小学,华校最终因为没了学生而关闭。改制后的新加坡华校不再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而改用英语,但华族子弟中小学得必修华文一科,为期10年。
在当前大马社会,马来文是唯一国语,具有政治与政府行政功能,英文是国际贸易、私营企业和专业应用语文,而华文只具有维护民族文化和小型商业运营的功能。华人既然是高度务实的民族,谁的私立大学办得好,孩子的出路好,学费即使贵一点,也会把孩子送进去。
上述三所与华社关系密切和依赖民间捐款的大学学生少,到底是何问题?我们不妨从管理方式说起。首先是董事局,商业财团办大学纯粹以企业化方式管理,大老板通常自任或委任可信任人选当董事长,董事成员按专业才干由校方委派负责各个有关业务,一般对大学发展方向有一定认识和具有一些行政经验。董事成员有董事补贴而非义务性质,是对其大专教育专业知识的报酬。
反观华社支持的大学,董事部一般以华团会馆式选举产生,普遍推选德高望重的商人担任董事长以及跟董事长熟悉或信任的人当董事成员。成员对大学发展和行政可能没甚认识,平时也可能忙乎自己的私人业务,碰到开会或参加学校典礼就应时出席。成员既然属义务性质,不拿钱不做事也无所谓,和和气气就是。到了选举,想连任的就必须动员自己人出席投票。试想像今天的华团会馆选举,一般会员肯主动去投票的非常少,去的人少不了三催四请才来,不是自己人就不叫了。许多会馆选举经常得靠社团注册局的一条特殊条款过关,那就是不足法定人数时,大会就休会片刻,然后就按照现有出席人数投票合法结束。由于华人会馆式选举经常出现不同派系争夺权位,给华社家长和学生留下不良印象。
笔者一年多前曾在星洲日报呼吁已经失去原有社会功能的华团会馆改革,可能是人微言轻,至今没人响应,但我相信已在某些有识之士心中留下了印记,给了启发。现在我再次呼吁华社支持的大学董事局应该改革华团会馆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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