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既然是高度務實的民族,誰的私立大學辦得好,孩子的出路好,學費即使貴一點,也會把孩子送進去。
根據高教部教育總監於2019年5月間對媒體宣佈的數據,全國共有20家公立大學,467傢俬立大專院校。公立大學約有50萬名學生,私立大專生有學生60多萬,而私立大專中,有47家全方位大學、34家大學學院、10家外國大學設在本地的海外校園,以及其他各類大小不一的專校或培訓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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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來,大馬的公私大專教育,和二戰後的歐美高等教育一樣,已從精英教育,邁入普及化教育。在全國17歲到23歲的年輕人中,已有44%接受過高等教育,較1970年代末期的14%,增加了3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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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專於1980年代後快速增長,一是國際知識經濟形勢的需求加劇與家庭收入的改善,二是巫統主導政府為繼續給予馬來學生進入公立大學的超額優先權,不得不在政治立場取得平衡點,修改高等教育法令以紓解華社和印裔家長的訴求與壓力,允許私立大專更自由創立並賦予學生申請貸學金的權利。但條件是學制必須受高等教育部所設要求管制、運營經費自理,以及教學媒介語必須是馬來文或英語。高等教育部屬下的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機構 (MQA),便是監管公私大專課程與鑑定資格的專業組織。
私立大專運營經費自理這個條件,自然會吸引商家財團以商業性質辦校,而且幾乎所有私立大專都選擇了用英語教學。在商言商,以商業性質辦大學就不得不以實用科系為主,以吸引華印裔和國際生為對象,應市場需求培訓學生取得高回報的職業為主要目標。職場難覓工作的學科如社會學、歷史、地理、音樂、文學或戲劇等就一般不開辦為主科系,只是把它們選擇性的列入一些通識課。通識課是高教部規定的必修課,其宗旨有擴大學生視野和提升國民意識的作用。
基於大多數私立大專選辦的實用課程科系很相似,私立大專之間為爭取優質和家境較寬裕學生就不免展開激烈競爭。在招生競爭層面,大財團靠其財雄勢大,在增添先進設備、招聘優質教師、管理層的專業化和企業化,佔了很大優勢。大財團興辦的大學,諸如泰萊大學、雙威大學,世紀大學、英迪國際大學、城市大學、精英大學以及林國榮創意科技大學等,學費雖相對高,但學生人數卻在5000到2萬之間,其中還有大批外國學生。這類有競爭力的大學以盈利為主,不向社會募捐,只靠學雜費運營,由於學生多,財務基本不成問題。
順便提一提向華社募捐並與華團關係密切、強調華教的南方大學學院、新紀元大學學院和韓江傳媒大學學院。 據高教部2021年資料,這三家民辦大學的學生分別只有1880、1550和670人。這三家大學雖也用英語教學,學費相對低,但招生卻顯得困難重重,為何不獲華社學生與家長支持呢?
我們嘗試從華人家長的心態來理解。華社家長之間觀念雖迥異不齊,但可分成兩大類:務實型和民族文化精神型,而筆者認為務實型佔據絕大多數。想當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也是利用英語吸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投資以發展經濟的務實策略,使華人家長考慮孩子的未來而停止送孩子進華校中小學,華校最終因為沒了學生而關閉。改制後的新加坡華校不再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而改用英語,但華族子弟中小學得必修華文一科,為期10年。
在當前大馬社會,馬來文是唯一國語,具有政治與政府行政功能,英文是國際貿易、私營企業和專業應用語文,而華文只具有維護民族文化和小型商業運營的功能。華人既然是高度務實的民族,誰的私立大學辦得好,孩子的出路好,學費即使貴一點,也會把孩子送進去。
上述三所與華社關係密切和依賴民間捐款的大學學生少,到底是何問題?我們不妨從管理方式說起。首先是董事局,商業財團辦大學純粹以企業化方式管理,大老闆通常自任或委任可信任人選當董事長,董事成員按專業才幹由校方委派負責各個有關業務,一般對大學發展方向有一定認識和具有一些行政經驗。董事成員有董事補貼而非義務性質,是對其大專教育專業知識的報酬。
反觀華社支持的大學,董事部一般以華團會館式選舉產生,普遍推選德高望重的商人擔任董事長以及跟董事長熟悉或信任的人當董事成員。成員對大學發展和行政可能沒甚認識,平時也可能忙乎自己的私人業務,碰到開會或參加學校典禮就應時出席。成員既然屬義務性質,不拿錢不做事也無所謂,和和氣氣就是。到了選舉,想連任的就必須動員自己人出席投票。試想像今天的華團會館選舉,一般會員肯主動去投票的非常少,去的人少不了三催四請才來,不是自己人就不叫了。許多會館選舉經常得靠社團註冊局的一條特殊條款過關,那就是不足法定人數時,大會就休會片刻,然後就按照現有出席人數投票合法結束。由於華人會館式選舉經常出現不同派系爭奪權位,給華社家長和學生留下不良印象。
筆者一年多前曾在星洲日報呼籲已經失去原有社會功能的華團會館改革,可能是人微言輕,至今沒人響應,但我相信已在某些有識之士心中留下了印記,給了啟發。現在我再次呼籲華社支持的大學董事局應該改革華團會館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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