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抗药性导致全球百万人死亡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科学教授穆森．纳哈维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模型，借以估计2019年死于细菌感染的人数；在这之前，不曾进行过这样的全球调查。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抗生素抗药性，这些人以前是可以被治疗的。

这个调查模型是基于204个国家和地区的4.71亿抗生素抗药性感染者的医疗记录。纳哈维的团队搜索了已发表的研究与医疗记录，以获得尽可能全面的关于抗生素抗药性感染的数据集。

他在接受《新科学人》访问时表示，对于那些数据非常少的国家，他们是根据团队开发的区域模式来计算出数字。

研究人员发现，全世界约有130万人的死亡可直接归因于抗生素抗药性。他们还发现，有365万例死亡涉及患有显示出某种形式的抗生素抗药性的疾病的人。纳哈维说，他们不能确定这些死亡是由于抗生素抗药性造成，但有些可能是。

如果“不能确定”和“可能是”这两组都包括在内，这将使抗生素抗药性成为2019年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即使是更保守的估计，也意味着抗生素抗药性于2019年杀死的人比爱滋病（造成68万人死亡）和疟疾（造成62.7万人死亡）还要多。

这些数字的严酷现实表明，增加用于感染控制的基本资源既迫切需要，也是减少死亡的关键。对此，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医疗人类学教授克莱尔．钱德勒说，在许多地方，这意味着水、卫生设施以及个人卫生。

根据纳哈维的研究，超过70%与抗生素抗药性有关的死亡是由于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青霉素）的抗药性造成。纳哈维坦言，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药物在诊所中的处方量。

为传染病开发更多疫苗

纳哈维强调，解决抗生素抗药性的关键是多方面的，发达国家需要开出更少的抗生素，并为传染病开发更多的疫苗。

此外，他说，大幅减少给牲畜提供的抗生素、确保医院有更好的卫生条件，同时改善对抗生素抗药性的监测，也非常的重要。

抗生素抗药性是抗药性的一种形式，一些微生物亚群体，通常是细菌种，基于其特性，而能够在暴露于一或多种抗生素之下生存。基本上，对多种抗生素具抗药性的病原体被视为具有多重抗药性（multidrug resistant，MDR），或所谓的“超级细菌”（superbugs）。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抗药性的有机体可能获得第一线抗生素的抵抗力，以致需要使用第二线药物。通常，选用第一线药物是根据安全性、容易取得及成本等考量；第二线药物则通常是广效的、有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同时比较昂贵，或是情势急迫，局部没有效果。

据了解，某些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病原体，先后获得第二、甚至第三线抗生素的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在医院内的感染便是典型情况。此外，某些病原体如绿脓杆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甚至具有高水准的内在抗药性。

为了防止产生抗药性，医生只会在必要时才使用抗生素，并要求患者服用一个完整疗程，至于如感冒等病毒感染，并不应该使用抗生素。医生在治疗某些严重感染如爱滋病时，通常会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因为细胞同时对两种药物产生抗药的可能性很小。

不过，一种药物短疗程治疗后换用另一种药物却可能导致多种药物的抗药性——在结核治疗中，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一旦出现抗药性，医生便可能增加给药剂量或换用另一种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