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禪師與入世佛教 / 洪祖豐（八打靈再也）

今人一提到一行禪師，就會提到入世佛教。

先談這字眼的由來。長久以來，越南佛教深受漢文化及漢傳佛教影響。近代漢傳佛教運動裡最常派上用場的“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在越南佛教並不陌生。

於1960年，一行禪師已讀過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的著作。當有人把印順法師的光碟交給禪師時，他說：“這是我最尊敬的法師。”80年代，至少有兩本印順的著作被翻譯為越南國語。

人間佛教基本理念是重視現世（This worldly）。一行禪師把越南國語人間佛教（Ngap gian phat giao）裡邊“重視現世”的概念翻譯為法文 “Le bouddhisme engage” 。後來在他的著作：《越南：火海中的蓮花》“Lotus in a Sea of Fire”，把它翻譯為英文“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或簡稱“Engaged Buddhism”。從英文再翻譯為中文就變成了“入世佛教”。

可見，人間佛教與入世佛教可說來自同一概念——重視現世的佛教。

然而學術界逐漸把兩者區別開來。

人間佛教是重視社會服務，即在現有的體制內彌補體制的不足 。

入世佛教是重視社會改革，即介入公共議題、改革體制（反戰、反核、反歧視、重平權、重包容等）。此字眼普遍上被用來形容1955年至1975年期間，南亞各地佛教介入政治的現象。

當然，作為非精確科學字眼，學者之間也有各種不同的詮釋，也有把兩者混為一談的。

以禪修強化自己協助他人

入世佛教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並非由一行禪師首創。在二戰後，佛教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國家建設的現象在南亞早已顯現。一行禪師是為這現象提供了一個字眼，也應用這字眼來為他的入世情懷提供理論基礎。

一行禪師認為佛教不能只顧自我禪修，必須入世，關懷世間事務。越戰時期，越南僧人面對兩難局面，即在寺內禪修自了或協助炮火戰亂受害者 ？禪師選擇兩者並行，以禪修的力量強化自己協助他人。這就是後來他所稱的入世佛教。

但一行禪師的入世佛教，不僅是要協助炮火戰亂受害者，而是要釜底抽薪阻止戰爭。他遠赴美國及歐洲諸國，遊說有關政府及民間組織，要他們退出戰場。一行禪師在西方廣為人知，主要是他把和平運動帶到西方。他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反戰運動，尤其在西方展開正念與反戰合二為一的運動，得到西方社會人士及學術界的共鳴，儼然成為入世佛教的代表性人物。

之所以能得到西方社會人士及學術界的共鳴，固然是因他懂得把佛法的正念應用在追求世間的和平。但無可否定，他通曉法文及英文的溝通能力，成了關鍵的助緣，贏得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好感，對他的弘法工作及和平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再者，他畢業於美國一流學府哥倫比亞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1970年代更在巴黎University of Sorbonne 當講師及研究員。這種卓越的西方學術背景讓西方人對他刮目相看。他所提倡的入世佛教，也因此在西方世界得到特別的重視。

越戰結束後，大批越南難民逃離越南。當時一行禪師曾動用資源為難民提供援助。之後，就不見他有介入或關注任何社會議題，只專注在提倡禪修。 國際入世佛教聯盟的創辦人素叻（Sulak Sivaraksa）對此頗有微言，兩人漸行漸遠。素叻甚至當面質問他，禪修是否已成為高檔價貴的修閒溫泉spa，被資本主義侵蝕了。（詳見劉宇光《左翼佛教和公民社會》，180-181 頁）

劉宇光對此發表了中肯的看法。他說：“雖然一行禪師是入世佛教一詞的原創者，但隨著不同的實踐者，在不同處境與脈絡下所作的思想與行動，而持續展開其新視野與問題，當一行禪師離開越南，長年定居西方，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已深異於原東南亞的社會與政治生態，促使他的立場亦在外在環境變化下發生改變，轉而重視發展其宗教組織等其他方面”。（詳見劉宇光《左翼佛教和公民社會》，392-39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