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以鬯和周慕云的双城记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从英殖民手中独立。这一年，旅居新马5年后的刘以鬯决定回港，并和当时香港著名现代舞蹈演员罗佩云私定终身。多数人认为，刘以鬯的写作生命是他结束漂泊回港后才正式开启的。这话固然没错，但若纵观他之后源源不绝的写作能量，甚至晚年才出版的多部小说（尤其2010年出版的《甘榜》和《热带风雨》，2016年《香港居》等等），其中以热带南洋为书写场景的不少，我们甚至可以确认，南洋养分充实了作家的写作內涵，让刘以鬯给广大华人读者交出一张漂亮的文学成绩单。
离开新马前一年，刘以鬯以小报记者的身分住进了惹兰勿刹（Jalan Besar）的金陵大酒店。这里是他和罗佩云爱情故事的新起点。当时新马独有的歌台文化十分盛行，金陵大酒店就在“新世界”和“快乐世界”歌舞升平的游艺场附近，方便南来巡回演出的歌舞团下榻。负责宣传和报导演出的刘以鬯当时也住进了金陵大酒店，认识了花样年华的罗佩云，1956年，已经是第三次南下表演的她，每每演出结束，便和刘以鬯相约夜宵聊天，情愫渐长。这时，生活上潦倒和寒酸的刘以鬯，却因长期吸烟、熬夜写稿，患上了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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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爱情故事如何走向圆满结局，读者多少可以揣测。舞者对才子的爱慕之情与日俱深。有一回，刘以鬯病倒了，罗佩云日以继夜照护长达10个月之久。他的命似是罗佩云捡回来的。后来，罗佩云在新加坡居留期满，必须回港。这一真实片段、场景催生了电影《花样年华》的经典情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殖民时期留下的金陵大酒店显得斑驳和简陋，房间隔板、手绘花砖、石灰墙、无空调设备，逼仄的空间，抑郁的空气，成为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花样年华》和《2046》时的场景借鉴。刘以鬯无疑是王家卫的文学启蒙导师，他本身从上海南下香港的身世原就与刘以鬯相仿，是以，作家两本小说《酒国》和《对倒》很快就对上了导演的胃口，《花样年华》即是王家卫受到《对倒》启发而改编的。
梁朝伟主演的周慕云是南下的报社记者和小说家，以贩卖文字为生，爱上了张曼玉饰演的女秘书苏丽珍，两人邂逅却是婚外恋的错爱。当周慕云决定离港南下时对苏丽珍说：“如果有多一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苏丽珍最终选择留在香港。
现实中，刘以鬯也是只身南下星马。1962年，刘以鬯的半自传体小说《酒徒》开始在《星岛晚报》副刊连载。小说的主人公煮字疗饥，沉沦于滥写武侠、色情通俗小说卖文为生之中，这与当年作家身处南洋时的落魄和失意，不无关系。旅居南洋的刘以鬯，除了爱情的供养之外，生活可以说是无以为继。那个年代远走他乡的知识分子，谁不是潜藏于苦闷中立命呢？
或可能之前错过了一段感情，刘以鬯这次决定追随罗佩云回港。那年他已近40岁，人到中年了。回国之后，刘以鬯只管奋笔疾书，据说他最高记录是为13家报刊撰写小说专栏，一天至少写1万3000字，包括同时给50年代的《南洋商报》撰写连载小说。
这系列以“南洋”为主调的短篇小说，渗透了刘以鬯个人强烈的写作特色，带有热带风光的电影感散见于他多篇作品。1959年发表的《热带风雨》，刊载在香港邵氏电视画报杂志《南国电影》，这一篇他写了马来少女苏里玛的异族恋故事。甘榜、娘惹、马来人习俗、kebaya、sarong、本土华人方言等，一一进入了一个南来香港人的写作视域。
罗佩云曾透露，刘以鬯当年领着旅游签证回香港，在香港报馆找到工作后，由她来担保，才重新申请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换言之，倘若不是遇上“未尝24小时分离”的另一半，刘以鬯很大程度已准备定居南洋；又倘若他真的留了下来，马华文坛该可以早些出现多一位大作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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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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