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小型开放国,大马向来跟着世界步伐走,顺势而行。如今,世界经济向左倾,人民福祉、员工福利自然会成为大马政策的焦点。
人力资源部有意在年底前,提高最低工资,从1200调高至1500令吉。对于此事,有人欢喜有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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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工资早在1894年推出,纽西兰是史上第一个推出的国家,澳洲在两年后跟随其步伐。
60-80年代间,荷、法、西、美纷纷推出全国性的最低工资,大马在 2013年才加入此行列。部长表示,大马调整最低工资比其他国慢,此事不宜延迟。
但是大马厂商联合会(FMM)对此事表示担忧,认为工资调整必须循序渐进。实际上,最低工资在2020年从1100加至1200令吉,工资一加再加。幅度从上一次的10%提升至25%,越加越快,厂商联合会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
再问一问G25组织,他们从人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应该提高工资,保护劳工。这说法也有它的道理,毕竟在这一个时代,善待员工的企业才能持久经营。大马出口的手套到了美国后,因为制造商被怀疑剥削员工权利,产品被海关扣留。从这一个角度看,善待员工的做法也会利惠企业。
我们暂且把“企业该不该给员工加薪”的问题搁置,转过来探讨“人们有没有加薪的需要”的议题。去年除了是“疫情年”,也是 “通胀年”,全球物价大幅度上涨。
一月份,美国通胀再超预期,同比去年增长了7.5%。自去年年底,大马食物价格明显上涨,政府被逼出手干预鸡蛋价格。
在百物上涨的情况下,员工有加薪的必要。当然,提高最低工资不能让每一个员工直接受益,但理论上,它有带动整体工资增长的潜能。
但若反过来看,受通胀影响的不仅是人民,一些企业遇到成本上涨,但无法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陷入财务危机。以上述情况为例,养鸡的成本上涨,但政府不准鸡蛋涨价,受打击的最终是鸡农。
在大马,微型企业占绝大多数,它们在疫情中已饱受冲击,因此,大马雇主联合会(MEF)认为,在现阶段,这些企业难以再承担最低工资的增长。从这一个角度看,人民需要加薪,但企业也需要一个喘气的空间。
再换一个角度,问一问经济学家怎么看。右派思想者可能会认为,工资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该干预;至于左派思想者,他们会更认同政府为人民争取福利的做法。
在过去十余年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向左转。在疫情中,从发达国家央行的“印钱”到政府的“派钱”政策,它们都充分地展现了当权者干预市场的强烈意愿。在新时代里,各国不回避通过各种干预政策解决问题。
美国总统支持富人税,中国政府极力推行“共同繁荣”,两者都希望通过干预政策应对贫富悬殊的问题。无论是设定最低工资,还是保护劳工福利,这些都符合现代经济趋势。
可能有人会问,外国的例子适用于大马吗?回看历史,70年代,左派思想当道,西方国家崇尚福利国模式,当时的大马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NEP),它被标签为扶弱政策。
80年代,各国经济向右转,大力推崇自由市场。大马也开始走向私营化模式,并且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到了90年代,前首相敦马提出了2020宏愿,目标是要把大马打造成一个先进国。
2010年代,世界向左转,美国在民主党的带领下,走向社会主义。敦马再次任相,他提出了新宏愿,主题从当年的“先进”转向“共享”。单看大马2030宏愿的共享繁荣主题,已经可以发觉从字面上,它与中国的共同繁荣理念同出一辙。
身为小型开放国,大马向来跟着世界步伐走,顺势而行。如今,世界经济向左倾,人民福祉、员工福利自然会成为大马政策的焦点。
如果你问我,政府干预工资政策是祸是福?我认为,它有利也有弊。但关键是,它符合当今经济气候,势在必行。值得庆幸的是,若执行得当,它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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